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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股利管理层权力和高管隐性私有收益 　　摘要：针对近年来频频曝光的高管利用职权谋取隐性私有收益的现象，本文运用2010―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金股利与高管隐性私有收益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与高管隐性私有收益显著负相关，即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私有收益;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高管隐性私有收益的影响，且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这种影响作用更强。本文认为，在探讨现金股利政策与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因素不容忽视。 　　关键词：现金股利 管理层权力 高管隐性私有收益 产权性质 　　 一、引言 　　 高管隐性私有收益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之后，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理性高管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利用手中职权之便，为自身“捞好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从理论上讲，高管隐性私有收益属于代理成本的范畴。相较于高管货币性收益，高管私有收益中的非货币性收益（即隐性收益）因其种类纷繁芜杂而更具隐蔽性的特点。近年来，从纷纷曝光的央企巨额业务招待费、严重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高管隐性私有收益在现代企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虽并不一定构成经济犯罪，但对于企业发展、公司股东以及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那么，哪些因素可以对高管隐性私有收益进行约束？代理理论认为，支付现金股利会减少公司管理层控制的现金流，以避免管理层将其转作个人用途或投资于非效率项目，进而有助于缓解管理层的代理成本。然而，股利的发放一定程度上是股东和管理层博弈均衡的结果。从契约角度来看，由于现实中契约的不完备性，很多情况下，掌控公司剩余控制权的股东可能会将其转移至管理层，使管理层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也拥有剩余控制权。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完全有动机在“弱监督”环境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寻租，产生自利行为。在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衍生出“内部人控制”现象，以及“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无疑使得管理层权力形成并不断扩大，且更易凌驾于公司治理体制之上（卢锐等，2008），而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离，所有者本身往往也是管理层成员，管理层拥有较强的“话语权”，由此可见，管理层权力在我国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王茂林等，2014）。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我国直接提供现金股利政策对高管隐性私有收益影响的经验数据较少，同时纳入管理层权力因素，探究其在现金股利政策与高管隐性私有收益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也鲜有经验数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着力探析现金股利支付对高管隐性私有收益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管理层权力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现金股利与高管隐性私有收益。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是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Jensen amp; Meckling（1976）指出，由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理性的管理层会按照个人的收益函数去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诸如公款消费、奢侈浪费、打造个人帝国等），即追求高管私有收益最大化。 　　 股利分配是企业现金流的主要流向之一，是最优契约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股利代理理论认为，在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问题方面，现金股利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Rozeff（1982）最早将股利政策应用于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他认为支付现金股利的政策会迫使经理人为他们所投资的项目筹集外部资金，进而降低了将其用于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Jensen（1986）在其所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中指出，如果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股利发放可以降低管理层可支配的现金流，继而减少其被用于过度投资或转作个人用途（如在职消费）的倾向，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基于不同企业代理成本形式，对现金股利约束企业代理成本的监督治理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罗红和黄文华（2008）以代理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国企分红可以抑制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进而减少代理成本。此外，魏明海和柳建华（2007）、刘银国等（2014）以及王茂林等（2014）均从不同角度对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与上述类似结论。高管隐性私有收益作为管理层利用自身权力，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也是企业代理成本的形式之一，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发放现金股利能够减少高管可支配现金，进而抑制了高管隐性私有收益，即现金股利支付率与高管隐性私有收益呈负相关。 　　 （二）现金股利、管理层权力与高管隐性私有收益。管理层权力是管理层执行自己意愿的能力，泛指管理层对包括决策权、监督权以及执行权在内的公司治理体系的深度影响力。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在公司股权分散且存在内部人控制时，董事会在制定管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