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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 　　内容提要 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通过考察科学活动和知识的社会本性，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和知识观。实验室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超学科研究都证明了，我们时代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必须通过各类异质的成分之间对话，通过科学家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交流才能实现。实验室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超学科研究不仅表征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大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模式，而且也体现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一种态度或世界观。 　　关键词 实验室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 超学科研究 知识生产 　　作者严国萍，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编辑部主任。（杭州311121） 　　 　　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提取、使用和管理知识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世界中一种最自然的活动，但有关“知识的本性”、“知识是如何产生和生产的”等一类问题至今仍然是当代知识论、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关注和讨论的基本问题。 　　传统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是独立于人的社会文化的、纯粹的理智活动，而知识是既成的、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的集合。然而，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通过考察科学活动和知识的社会本性，彻底颠覆了那种纯客观主义和大写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和知识观。科学研究开始被视为是一项公共事业，而知识则是科学实践动力系统的产物。因此，科学知识不仅仅是个体在其思维中对世界进行理性和客观表征的结果，确切地说，知识是由一特定系统――即广义的实验室系统――生产或建构的，该系统涉及多样性要素（诸如认知主体（研究者）、实验设备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复杂相互作用。与这种科学知识观相对应的是，当代科学研究对象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以及实现该科研活动的系统结构要素具有内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此类复杂性推动了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中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以至超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模式的出现。本文旨在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为理论基础，对比分析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的超学科模式。 　　 　　一、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 　　 　　“实验室是知识生产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场所。在这里，科学家们在科学发现和知识生产的同时也建构出了他们赖以生产知识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室是制度化的现代科学研究的缩影。” 如果我们不能在微观上，并从内部去揭示知识在实验室中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结构和生产过程，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现代科学研究、知识生产乃至知识的本性。 　　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实验室日益成为科学发现和知识生产的场所。发现和生产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实验室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人员和设备的分布结构，取决于时代的社会架构、文化特征，以及实验室随研究问题与情境而自我调适的开放性、扩展性和柔韧性。随着科学的变迁（从“小科学”到“大科学”），实验室的组织方式、涉及因素和运行机制也在相应演变。为了考察实验室的组织、科研活动和知识生产过程，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开始深入考察科学知识如何因社会建构过程而实现的。科学社会学家们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来代替以往科学哲学所倡导的先验的理性思辨，从而以经验社会学进路来回答那些传统科学哲学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他们认为单纯地依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不能得出科学知识的本性，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整个系统过程。在库恩之后，从20世纪70年代未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等开始用人类学方法去追踪，用民族志方法去描述实验室的现场活动了，他们试图打开被实证主义屏蔽掉的知识生产过程这个“黑箱”。这就是所谓的“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图尔（Bruno Latour）、伍尔伽（Steve Woolgar）、塞蒂纳（Karin D. Knorr - Cetina）等。 　　实验室研究采取过程追踪的描述性研究方法。通过一系列细致的跟踪考察，实验室研究表明，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不是抽离于情境约束和现实摩擦的单纯的理性的智力过程，在对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考察中，下述三个构成因素的分析必不可少：（1）是谁（who）在主导这个活动？哪些要素参与了这个活动？（2）这个活动是在哪里（where）发生的？（3）这个活动是如何（how）完成的？这种研究旨趣扭转了传统知识观仅关注为既成知识“辩护”的偏颇，从而由“辩护情境”（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转向了考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