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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政治形态演进和相关知识基础之关系 　　摘要：政治形态的演进与知识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关政治形态方面的知识基础为相应的政治形态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而政治形态的出现也是对相关知识基础的一种生动检验。中国古代由于政治的知识化及知识的政治化导致中国的政治形态长期停滞不前。到了清朝后期，政治知识化发生动摇，对政治形态的质疑也就不可避免。 　　关键词：政治形态；演进；知识基础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7-0025-05 　　 　　一、政治形态需要相关的知识基础 　　 　　当今世界国家数量已经超过200个，但是政治形态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事实证明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却可能拥有相同的政治形态。显然政治形态的变迁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人为的移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政治形态的人为被移植，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关与其本身不同政治形态的知识已经被传人到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政治的突破并不是作为一场革命的成果在短期内迅速确立下来，它有其庞大的知识资源的支撑”。知识不仅充分充当了个人与政治的联结力量，成为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而且体现着人类对政治生活的体验与断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形态的原初要素。所以，知识决定着人们接纳一种政治形态的范围和程度。一个要实行新政治形态的国度没有相应的知识基础显然是行不通的。 　　就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往往是先有政治形态理论的变革然后才有政治形态的变革。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文明历史上一直不缺乏有关思考政治形态的思想家。西方文明的源头――古代希腊就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柏拉图、苏格拉底对当时希腊地区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了点评，亚里士多德则完成了首部《政治学》，对于当时西方世界所存在的君主制、贵族制及民主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古代西方不仅有着有关不同政治形态的讨论，也不乏这方面的实践。当代世界广泛流行的共和思想就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稍后的罗马共和国、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这些早期的共和国实践为古典作家探索政府形态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刺激了思想灵感的产生，对西方政治学说、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柏拉图开始经由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罗、马基雅弗利、托马斯?阿奎那、韦尔杰里奥等人，推崇混合均衡政体一直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不息的主流。柏拉图晚年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主张将民主制与寡头制结合起来。波利比阿研究历史发现，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每一个都会走向败坏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他认为“最好”“最稳定”的政体，是这三种成份适度结合起来的政体。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三种政体相互循环的思想，他是这样称赞混合均衡政体的――它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1688年，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本国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政府论》下卷，第一次比较系统、权威地阐述了分权学说，为三权分立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稍后即生活于18世纪的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自己对英国经验的理解，以睿智、优雅的语言在《论法的精神》中完整、精辟地阐明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1787年美国的制宪者们运用孟德斯鸠的学说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方式出色地构建了一个分权均衡政体，并在争取宪法批准的过程中进一步经典性地阐明了分权均衡政体的学说。美国知识界尤其是统治集团应用分权理论于国家政治的具体实践有力地鼓舞了其他国家推行分权均衡政体的热情和信心，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风范。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世界有着与东方世界不同的政治形态并不是偶然形成的，有着深厚的知识基础。这种知识基础就是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即对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进行了诸多理论探讨，并且一直不乏这方面的实践，而且善于对于这方面的实践加以总结和改进，在近代并且得到了统治阶级集团的大力支持。 　　 　　二、相关政治形态思想的匮乏导致中国政治形态长期不变 　　 　　对比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形态所倾注的热情，中国知识分子从上到下要冷静得多。中国知识分子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只是在关注的层面上与西方知识分子迥然不同。在古代中国，治国安邦一直是知识界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中国古代关于治国思想的大争论起源于春秋而完善于汉朝。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弱肉强食，诸侯国之间攻城掠地、征伐不断；诸侯国内部也矛盾重重，内乱迭起。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强兵足食，称霸诸侯，成为各国统治者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追求。于是，为政治国的各种思想学说应运而生，出现了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