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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理论和红楼梦语图史研究 　　视觉文化理论对艺术史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和颠覆，认为艺术史的理论模式存在根本问题。由于艺术史模式的《红楼梦》图像研究总体进展缓慢，因此，语-图史研究是《红楼梦》图像研究的一种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价值的新思路。语-图史研究有利于打破艺术史研究中艺术/非艺术、审美/非审美的绝对区分，呈现语-图互动的事件性和语境性。 　　[关键词]视觉文化；艺术史；《红楼梦》；语-图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5-0231-04 　　秦剑蓝(1977―)，男，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叙事学、视觉文化和语-图理论。(江苏南京 210093) 　　 　　一种新理论范式的出现通常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视角又意味着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图景。视角文化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①，其具有的理论潜力不能忽视。本文将以《红楼梦》的图像研究为例，探讨视角文化理论对于《红楼梦》图像研究的影响。 　　 　　一 　　 　　视觉文化的兴起首先是源于现实的一种变化及其影响。这种变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图像的崛起。法国思想家勒内#8226;于格对此有过如下生动描述: 　　尽管当代舞台上占首要地位的是脑力活动，但我们已不是思维健全的人，内心生活不再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源泉。感官的冲击牵着我们的鼻子，支配着我们的行动；现代生活通过感觉、视觉和听觉向我们涌来。汽车司机高速行驶，路牌一闪而过，无法辨读；他服从的是红灯、绿灯。路上行人，你推我拥，匆匆忙忙，偶尔才瞥见橱窗里的商品，广告栏中的内容。空闲者，坐在椅子里，想放松一下，于是扭动开关，然而，无线电激烈的音响冲进沉静的内心，摇晃的电视图像在微暗中闪现。人们一冲进电影院，黑暗的大厅里遇到的仍然是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碰撞。令人痒痒的听觉音响和视觉形象包围和淹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图像取代读书的角色，成为精神生活的食粮。它们非但没有为思维提供某种有益的思考，相反破坏了思维，不可抵挡地向思维冲击，涌入观众的脑海，如此凶猛，理性来不及筑成一道防线或仅仅制作一张过滤网。[1](P5-6) 　　如果说于格的描述还是一种感性的体验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8226;贝尔则是一种理性的断言:“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P156)；而芝加哥大学教授W.J.T.米歇尔则顺着罗蒂的“语言学转向”提出了“图像转向”的命题:“但看起来的确清楚的是，哲学家们所谈论的另一次转变正在发生，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人文学科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发生。我想要把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3](P2-3)除了现实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视觉文化亦具有深刻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具有鲜明跨学科特征的新兴理论，视觉文化的理论来源极其多样，同时，视觉文化的兴起与艺术史、人类学、电影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有联系，可以说，视觉文化是两者相互遭遇的产物[4](P1)。虽然来源多样，但上述几种理论来源都可归于后现代知识的范畴，与现代性知识泾渭分明。可以说，后现代理论是视觉文化的精神之父。正因这一理论出身，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紧张和冲突注定无法避免。 　　虽然，视觉文化因缺乏特定研究对象而被认为是一个无所不装的大筐，从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它并非真正的一门学科，但将视觉文化与艺术史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依然理由充分:两者都高度关注“图像”，两者都与“看”有关。而且，艺术史是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虽然，两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视觉文化对艺术史的批判和消解是激烈而鲜明的。甚至可以说，对艺术史缺陷的洞见和批判是视觉文化产生和存在的一个动力和依据。视觉文化对艺术史的批判并非个别理论观点的分歧，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消解与颠覆。 　　首先，视觉文化对艺术史不加追问和界定就把“艺术”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加以使用充满怀疑。当然，的确有不少人在艺术史中对“艺术”进行了定义，试图揭示和规定艺术的本质，但恰恰是这种贯穿始终的本质性“定义”是艺术史大厦摇摇欲坠的根源。“视觉文化拒绝的不是艺术的话语，而是艺术的定义。”[5](Pxv)在视觉文化看来，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界始终是漂浮的，“艺术”并非一个早已存在于世而等着我们去发现和展出的东西，相反，“艺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建构。对于“艺术”，定义式的“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是个有问题的提问方式，真正有效的提问应该是“何时是艺术”(when is art)。其次，与这种本质性“艺术”观相适应，在价值论上，艺术史将“审美”视为一种超历史的绝对价值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