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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老年家庭影响和对策研究 　　如果比照他国老年人的居住模式，则会发现发达国家的空巢家庭早已成常态，而多代同堂家庭反而相对小众，空巢化成为世界范围内一股不可避免的趋势。空巢化与老龄化形影相随，老年家庭空巢化意味着传统多代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这不仅影响着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青年一代的生活与工作。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老年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凸显，而传统的多代同堂家庭模式渐趋弱化。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城乡空巢老年家庭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49.7%和38.3%，大中城市的空巢比例更是高达56.1%。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要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不常看望老人属于违法。这彰显了政府对空巢现象的高度关注以及对老年人的民生关怀，也意味着空巢已成为老年人之殇，它往往伴随着生活中的照料缺失与精神上的孤独寂寥。然而，这只是空巢现象的一个侧面，我们需要更客观地理解空巢的成因，更全面地剖析空巢的影响，更理性地应对空巢化的冲击，才能够成就老年人更是全社会的“中国梦”。 　　老年家庭“空巢化”的多元化成因 　　空巢老年家庭，即纯老户，包括老人一人户（丧偶、离异或未婚老人）以及老年夫妇家庭户。老年家庭空巢化并非是中国特色，而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客观成因是多元化的。一是生育率的下降。在经济高速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生育率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对夫妇一生生育的子女个数）在1970年高达5.8，1979年已减半为2.75，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前生育率仅在1.5左右。根据测算，目前中国有1/3的家庭即1.5亿个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意味着多代同堂模式的客观基础已被严重削弱。二是城市化的加速与迁移的频繁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52亿，其中本地农民工0.94亿，外出农民工（包括省内务工者与跨省务工者）①高达1.59亿。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生活成本的约束，农民工往往难以举家迁移，多数老年父母留守农村，加速了农村的老龄化与空巢化。三是养老保障体制的完善。空巢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老人隐私权与独立性的获得。隐私权和独立性可以视作正常品，那么根据经济学的正常品收入效应推知，当老人收入提高时，他们对于正常品的需求将增加，选择空巢的可能性会更高。这一理论也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验证（Costa，1997，1999；Engelhardt et al.，2005）。过去十年中国养老保障体制建设强势推进，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实现九连涨，2009年和2011年分别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逐步实现养老保障全覆盖的目标。当老年人对子女在物质层面的依赖逐渐减弱，他们会更愿意选择相对自由的独居生活。 　　如果比照他国老年人的居住模式（见表1），则会发现发达国家的空巢家庭早已成常态，而多代同堂家庭反而相对小众，尤其是北欧国家，例如丹麦的空巢老人比例高达95%左右。这再次验证了，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空巢化成为一股不可避免的趋势。 　　表1：各国老年人口居住模式分布 　　空巢老年家庭的静态特征与动态演变 　　在探讨老年家庭空巢化的影响与应对措施之前，首先应该了解谁更易空巢？空巢老人是否将持续空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进行考察。 　　从横向维度看，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2008年数据显示，空巢老人的分布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年龄趋势。分性别看，女性老人的空巢比例为27%，而男性老人的空巢比例高达43%。这一现象根源于女性更长的预期寿命。例如，2010年上海的男性预期寿命为79.8岁，女性则为84.4岁，比男性高了4.6岁，这意味着男性老人的丧偶率显著较低，那么空巢的男性老人大多还有配偶的陪伴与照料，他们能够也更愿意独立居住。相形之下，空巢女性老人更多是独自一人居住，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关怀。分年龄段看，老年空巢比例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趋势。65～69岁年龄组中，49%的老人处于空巢家庭，这一比例在70～74岁群体中升至56%，然后随着年龄增长不断下降，百岁老人中空巢比例已不到10%，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高达86%。低龄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初衷更多是为了照料孙子女，当孙子女长大进入幼儿园、小学后，重获清闲的（外）祖父母可能会再次回归独自居住的状态。而高龄老人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逐渐丧失了独立居住的能力，子女仍扮演了最主要的照料提供者。 　　图1 ：空巢老人三年后的居住模式转换率 　　图2 ：与子女合住老人三年后的居住模式转换率 　　图1、图2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