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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村问题研究进展和成果综述 　　摘要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空心村研究近年来开始活跃，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依据已有的空心村研究，文章采用文献法从空心村界定、空心村的形成机制、空心村形成的影响因素、空心村造成的负面影响、空心村的调控对策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并对当前空心村研究的拓展提出新的看法。文章认为：空心村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变迁的阶段性外在表现，“空心”并不一定是一种空间形态，而是土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各要素偏离和谐“运行轨道”的结果，是农村多要素“空心”的综合，是农村社会“生态失衡”的体现，是未来新型农村的孕育者。空心村的界定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关联性特征。为了治理空心村，我们需要将目光从“土地”转移到“农民”身上，以人为本，将“增加农民福利作为空心村治理的最终目标”，实现农村的顺利转型；而不是以治理空心村之名攫取农村土地用于城市建设，更不是将农民赶上楼。研究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空心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采用多学科视角从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进行多维度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社区的微观层面研究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反映出空心村的形成机制、变迁逻辑、社会影响、治理方式等，可以作为空心村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手段；农民对空心村的治理意愿、自主实践等是空心村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呐喊，在空心村研究中需要引入农民视角；制定空心村的量化指标体系是深入研究空心村的基础，能够保障国家政策有明确的施用对象，在制定空心村指标体系时，可以借鉴贫困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较为成熟的指数编制方法。 　　关键词 空心村；农村社会变迁；治理；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6-005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6008 　　近几年伴随“增减挂钩”政策的推进，有关空心村的诸多报道走进公众视野，尤其是2010年《新京报》有关农民“被上楼”的系列报道不仅引起公众对“增减挂钩”政策的质疑，还把空心村推向大众，空心村成为全民津津乐道的话题，更有学者将空心村列为中国的新“三农”[1]之一。无论是普通民众、媒体从业者、学者还是当政者都开始关注空心村，讨论农村空心化对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生活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等的影响。学术界对空心村的讨论和研究始于20世纪末，这时期的文章以张昭[2]等人为代表，他们分别就空心村治理的理论探讨、空心村研究的意义及空心村的成因和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随后大量学者开始关注空心村现象，空心村界定、空心村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空心村治理对策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本文拟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展现空心村的产生和治理问题，以期更好地推动空心村研究，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思考。 　　1 空心村的界定 　　空心村又称空壳村或空洞村，由于学科背景、研究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学者们并未对其概念形成统一认识。多数学者是从地理意义上进行界定，即关注的重心是地理学中的空间形态，主要的研究视角包括土地利用、城乡关系和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一些学[2-3]者从土地利用角度，基于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情况对空心村进行描述：空心村的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庄外围、村庄内存在大量闲置土地或废弃的旧房，村庄的宅基地分布呈一种特殊布局，是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一种过程和表征[4]。一些学者从城乡关系视角来定义空心村，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是空心村出现的社会背景[5]，由于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5-7]，迅速发展的村庄建设与落后的规划管理体制的矛盾引起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7]。还有学者[8]从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角度对空心村进行解读，强调空心村是包括土地、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要素在内的乡村地域系统功能退化的一种现象。农村空心化不仅仅是农村土地低效利用问题，本质是在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导致人走屋空、建新不拆旧的一种外扩内空过程[9]。 　　一些学者[10-11]发现空心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心，还存在着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即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力进城，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守望。这种农村人口空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12]。农村人口流动的反复性是空心村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13]。 　　跟地理和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化相对，有学者认为对于农村未来发展影响更大的将是另一种空心化问题，即服务、精神与文化上的空心，这种无形空心化是相对于规划建设与经济意义上有形的空心问题而言，对农村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14]。 　　纵观以上有关空心村的定义，笔者发现：空心村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这为学者们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