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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户行为模式转型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摘要：农户行为模式是粮食供给体系借以建立的基础。在农户多行为模式的框架下，可以很好地分析“市场化”及农产品、要素价格变动对农户行为转型和粮食供给机制变更的影响，描述以传统农业市场的“弱势均衡”和专业化农业市场的“非对称调节机制”为核心的抑制粮食产业发展的机制系统，以及可能形成的粮食产业“退化”。价格、补贴政策具有很大局限性，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建立一个“主力农户群体+定价权”的产出体系。 　　关键词：农户行为模式；农业经济；农业市场均衡；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0.2；F7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1―0147―06 　　收稿日期：2009―03―20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6KR32) 　　作者简介：陈春生，男，陕西西安市人，工学博士，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全球性粮食危机爆发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由于粮食自给率高、再加上近年来粮食连年丰产、粮食储备充足，中国目前不会发生粮食绝对匮乏的危机，但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些令人忧虑的因素：劳动力价格上升引起的农业萎缩；农资价格上涨与人为的价格控制造成的种粮收益下降；非粮食食品价格上升对粮食生产造成的比较收益失调；运输、流通成本上升造成的供求脱节、市场分割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与危机的负面影响。相关对策建议主要集中于加大政策性补贴、提高粮价或放开粮食市场方面。 　　上述基于静态视角的描述应该说大致说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如果从动态视角尤其是10年或20年较长时间看，其认识显然没有到位。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幸免于粮食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农业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一旦中国这种由数亿弱势小农户构成的农业体系被完全“市场化”了，并被置于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安全问题”就会急剧升级。它所反映的问题是深刻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所能吸纳的人口仍很有限、相当规模的人口必须依靠农业来谋生的硬约束下，“市场化”除了赋予“小农户农业”狭小、畸形的发展道路外，还会使农户行为形成“逆反农业倾向”，甚至促使其“退化”。2008年爆发粮食危机的许多国家的粮食产业实际上已经“退化”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治理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仍然局限于价格、补贴等“表面化”的层面，而不能从农户行为、生产主体、市场结构这些最基本的层面来考虑问题，并基于长远战略、产业体系构建、国际化视角，那么粮食危机也就真的离我们不远了。对于中国来说，在未来10年或20年是否能够构建一个强大的“主力农户”体系，这才是能否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分析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困难在于农户的多类型、多行为模式特性，不同农户有着不同的运行模式和行为逻辑，他们对农产品价格、要素价格、供求波动以及利率等经济因素变动的反应不仅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相反，以至于如果不区分农户类型，我们甚至很难说清楚农产品价格或劳动力价格上升究竟是对农户和农业有利还是有害。因此，本文试图从农户类型和行为模式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化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成本、工资等因素变动对农户行为转型和粮食供给机制变更的影响，试图揭示如果现有农户结构加上市场化体系，中国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粮食供给体系，希望以此能证明构建“主力农户体系”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的战略意义。 　　 　　二、农户行为模式的理论解析 　　 　　农户行为模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以小农户为主的国家来说，它实际上是粮食供给体系借以建立的基础，农户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必然会引起粮食供给机制的更新和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如今的农户类型已经多样化了，现有的涉农农户至少可以分为传统农户、半工半农农户、务工农户、经营服务型农户和农业专业户五种类型，他们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大多属于过渡型态的农户类型，呈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这使中国粮食供给体系实际上具有了某种形式的扑朔迷离的特性。因此，分析农户行为模式实质上是为了解析粮食产出能力的内生演变趋势。 　　边际产出分析是农户行为分析的一个重点。W?阿瑟?刘易斯在提出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时，曾假设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率为零，并认为调节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率的规律在农户间是同一的、无差异的。与他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W?舒尔茨则批驳了农业“劳动零值”学说，他运用大量资料证明了，认为“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就刘易斯所研究的增长源泉问题来说，他的假设有利于说明问题；但就中国农业和粮食问题研究来说，不仅农业劳动边际产出非零是一种通常状态，而且其边际产出值存在着多层次性与多种定值机制，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很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