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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和中国经常项目差额波动研究 　　摘要： 　　对经常项目的跨时现值模型进行扩展，将贸易条件包含进模型，并利用中国1982至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包含贸易条件的扩展模型对中国经常项目差额波动的预测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贸易条件的变化成为中国经常项目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居民当前的消费成本高于未来的消费成本，跨时替代效应引起当前消费的减少而导致经常项目顺差，贸易条件改善则有相反的效应。因此，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是拉动经济、调节国际收支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跨时现值模型;经常项目;差额波动;贸易条件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1-0054-12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经常项目由20世纪80年代的小额顺差、逆差的交替变动，演变为自1994年以来的持续顺差。尤其自2004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进一步扩大，2008年顺差额达到4206亿美元，为近年峰值水平，所占GDP比重也达到93%。2009至2011年顺差额有所回落，至2012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经常项目顺差额为2154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6%。长期的巨额贸易顺差，不仅增加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也给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影响到国内物价、资产价格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长期的顺差额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大幅累积的边际收益已经不及边际成本。在当前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仍然延续着扩内需、促平衡的思路，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仍是主要政策取向，促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探讨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决定因素，对于调节中国的国际收支并制定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的净贸易条件指数（2000年=100）体现为几个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从1982年的11728下降到1986年的8511，此后上升到1989年的10217，1989年至1995年始终保持在101―103之间，然后上升到1998年的11064。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贸易条件指数开始呈现单边恶化的趋势，从11064一直下降到2012年的7279。根据对中国的经常项目和净贸易条件的简单描述性分析，很难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在此借助于跨时现值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规律。 　　一、文献综述 　　在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分析方法形成之前，Bardhan（1967）[1]、Bruno（1970）[2]和Hamada（1969）[3]等人已经运用跨时均衡分析方法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被认为是跨时均衡分析方法的先驱者。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分析在198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Buiter（1981）[4]、Obstfeld（1982）[5]、Sachs（1981）[6]、Svensson and Razin（1983）[7]等人已经开始运用跨时均衡分析方法对经常项目进行研究。早期对经常项目跨时均衡分析的经验研究集中于经常项目基本动态方程的研究，Campbell（1987）[8]和Campbell and Shiller（1987）[9]的方法论使得对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研究演进到了对跨时现值模型的研究。建立现代完整分析框架的则是Obstfeld 和Rogoff（1996）[10]，他们建立了一个不断被后续研究扩展的理论框架，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既包含经常项目的基本动态方程及其扩展，也包括了对跨时现值模型的研究。 　　西方的学者利用此模型研究经常项目的成果较为丰富，Sheffrin and Woo（1990）[11]研究了英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等国的案例，Otto（1992）[12]研究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案例，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研究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的案例都不能通过模型的正式检验，仅有少数国家的数据支持模型对经常项目波动路径的模拟。由于该模型的正式检验条件严苛，他们也发现对于多数样本国的数据，有非正式的证据支持模型的预测。Ghosh and Ostry（1995）[13]运用跨时现值模型对经常项目与净产出变动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他研究了墨西哥等45个国家的案例并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模型是成立的，当面对国民净现金流的冲击时，经常项目确实扮演了平滑消费的缓冲器。鉴于模型的解释力不足，研究者也将若干拓展变量分别引入了模型进行研究。Gruber（2000）[14]、scan（2002）[15]、Kitamura（2009）[16]分别将消费习惯、耐用品和不可贸易品、股票回报等变量引入了跨时模型，并对扩展的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就现值模型的构造特点来看，早期的研究者针对单货物的模型进行研究。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