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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超越实践批判和话语沟通 　　哲学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自我理解与批判。哲学范式则以思想坐标的形式集中表达并反思着人的特定的存在方式。随着人的具体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哲学范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哲学范式也能产生于人们特定生活实践的前面并给予引导，因为它把握的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矛盾运动及其内在逻辑。着眼于现代哲学的转向和发展，不难发现，从精神的超越，到实践的批判，再到交往话语的沟通，哲学范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但就中国现当代哲学而言，笔者认为，这三种范式固然在主导地位上呈现出替代性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一种范式可以完全排斥另一种范式，从学理上说，只有这三种范式相互依存、彼此渗透而又经历内在的转换，才能从最高的哲学思想层面体现并把握住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事情本身”；而在笔者看来，这三种哲学范式的沟通与转换，将突显出“生命―文化”范式的重要意义。 　　一 　　哲学的精神超越、实践批判与话语沟通这三大范式，分别维系于人的生命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或方面――“意识”、“语言”、“实践”。意识、语言与实践既相互区分又互为中介。 　　如果外在地直观地看，人在形体上与动物并无根本的差异，其明显区别在于活动方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制造并使用工具的活动，由此人在“衣食住行”生活各方面都有了自己“生产”出的文化形式。然而，许多动物都能利用自然物以求生，有些还能将自然物稍事加工，使之成为简单的工具。这样，把制造和使用工具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就有了问题。更为重要的，如果人之所以为人只是在于他能够利用自然条件改造自然，那么，人不过是一种超级动物，其生活方式也就无以表明其区别乃至超越自在自然的人文价值属性和向度，因而也无以表明人类内部的情感和伦理关系。事实上，即使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也不仅仅关乎人的“智商”，还关乎人的“情商”，因为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并为了群体的行为，这种行为让他们意识到工具可以利人也可以伤人甚至害人，因而至少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行为都得到了某种“应然”的规定，――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文化状态的过渡，这里不仅涉及人对外部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还有一个人对他们自身的行为和内部关系的“理解”和“范导”；这当然也要借助认知，如认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能力，认识他们自己活动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但一种更为根本的认识是人的“自我认识”，而这是不同于人的对象性认识的，因为自我认识不仅使人进入自我呈现和作用的状态，还意味着人的自成目的和自觉自由，这样，人才有了超越本能的应然的生活，有了可以无限扩展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而人无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还是他们内部的关系，都必须通过这个内在的世界才能建立起来，并因而具有“属人”的方向性。 　　因此，如果内在地看，即人就自己的生命感受和自觉性而言，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其实是人的“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与一切非人的内在区别。事实上，“人”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因为这是人的自我命名或自我称谓。换言之，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命名的存在物就是人。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其实不在于其形体，而在于他是否有关于自己的意识。打个比方，倘若一条狗开口说话，说“我是一条狗”，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一个人了。就像童话中所描述的那些和我们一样有意识、语言、情感和意志的动物，都是人的“另类”一样。于是，便有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然而，事实上，童话毕竟是童话，在地球上只有一个物种即类人猿后来发展成为人；至于外星球的智慧生命也还是猜测。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自我意识”看作天赋观念，仿佛人从来就有一个现成的自我意识，有一个自觉的目的性一样，而必须考虑人的诞生或生成的过程，即那些使人成为人的具体条件与原因了。虽然这些条件与原因数不胜数，但我们今天至少知道，类人猿的相当发达的大脑、高度的灵活性、合群性，以及在特定自然环境压力下从树上下到地面，逐渐有了前后肢分工和使用天然工具的原始劳动，并且在有血亲关系的异性之间逐渐有了乱伦禁忌等，是从猿到人转变、因而也是特定的自然存在向文化存在过渡的关键环节。工具的制造也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也好，都既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而又反转来成为加入并促进这一过程的条件。如果说“劳动工具”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的话，那么，人的“自我意识”则必须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即交往中产生，因为“自我”总是相对于“你”（你们）或“他”（他们）而言的，这里必须有“我”（我们）与“你”（你们）或“他”（他们）的关联与区分；并且，它还要借助于名词和概念即语言符号的产生。语言符号之不同于动物那里也有的记号，在于它作为人们既具个体性又具社会性的活动的产物，是他们生活的对象、规则与意义的表征和阐释方式，兼有形象与抽象、特殊与普遍两方面特性，不仅联系着人的内在意识与感性的身体活动，还像货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