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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思想和环境保护模式创新 　　随着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道德和价值受到日益多的关注，20世纪初到60年代，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创立，从此成为人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反思与自然相处的方式的重要理论依据，促进了环境保护理念和行动的发展以及人类伦理道德的提升。20世纪70年代，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支持提出了质疑，其中，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其重要内容。 　　 　　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主要思想和实践 　　 　　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在宽泛意义上又称为生物平等主义或生命平等主义，通常与“自我实现”一同被认为是深层生态学的最高原则。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比较分析角度来着，它的主要内容和理念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对自然价值和权利的评价与定位，认为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的权利，反对“人类中心论”所蕴含的以人为生物系统的中心，从人的利益出发来评价自然价值，把自然价值仅仅归为对人类有用的工具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认为自然的价值可以在与人无涉的情况下产生，是客观的，由自然物自身属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结构生成的。二是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的讨论，主张人类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也具备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人类对这些存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义务不能完全还原为人对人的义务。国际环境伦理协会创始人，提出自然价值说的罗尔斯顿指出，环境伦理是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新的试金石。认为只有超出了同类利益的道德关怀，才意味着道德的成熟；反之则是犯了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三是环境开发和资源管理实践中的方法问题，提倡顺应自然，反对现在实行的“科学管理模式”，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并着眼于求得最大的生产量而忽略了生态系统所需要的复杂的生物量结构。指出“自然界最了解自己”，因此主张“无为而治”。 　　 　　东西方传统教义对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影响 　　 　　（一）东方传统哲学教义对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解读 　　1.儒家和道家的天人观 　　生态伦理学虽然出现于20世纪，但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在其中找到了它的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态伦理学一个共同思考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凝结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这不仅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传统环境哲学观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哲学家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其确立了基本格调。这里的“天”即指称自然界，儒家有很好的解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富焉？”然而，尽管先秦的儒家认识到了人是万物之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并不承认与其他存在物的均等地位。因此，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更为推崇道家学说。 　　天人合一，反映在道家即“天人一体”和“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思想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观点，强调人来自然，只是自然中的“一大”，其地位并不高于其他三大即天、地、道；天道与人道和谐统一，不存在什么主宰者。人们要顺应这种本来，而不能出于自己的欲望干涉自然，无论这种干涉是好心还是恶意。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物中有我，我中有物，这就为尊重自然、与自然为友提供了一种情感参照。 　　由这些经典不难看出，中国主流环境哲学观的发展脉络，实则是围绕“天人合一”的主线，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人和其他存在物的统一性，反对将人置于超越于自然之外的特殊的位置。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非人类中心生义，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参照和养分。 　　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东方传统文化思想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会有所帮助，他认为环境伦理学正在把西方伦理学带到一个突破口，一个对所有生命给与恰当尊重的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口，而这是西方传统科学和伦理学所无法实现的，需要向东方的伦理观念和宗教教义吸取精华和寻求帮助。 　　2.佛教教义中的生态学 　　从外在形式上看，佛教与生态学谈不上什么关系，但是由于对人生的关注，对极乐世界的追求，佛教将生态的和谐看成众生解脱的条件，因此无意识地建立了一套生态伦理观，且其所倡导的内在价值观和所宣扬“万物平等”、“普渡众生”的教义为生态平等主义提供了又一理论来源。 　　首先来看佛教的自然观：它从佛性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自然的性和质，由此引发对其价值定位的思考。中国天台宗大师湛然将其概括为“无情有性”，即无论是有生命和情识的生物还是没有情识的山川、草木都具有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就是这种理念的诗意表达。这与生态平等主义的某些观点颇有沟通之处。在生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