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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洋货进口和消费观念变迁探究 　　摘要：在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二者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发展、演变的。一方面，在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过程中，洋货进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洋货进口直接或间接对划分等级、量入为出、重视储蓄、自给性强、崇俭戒奢等传统消费观念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促进崇洋、追求平等、标新立异、奢靡等近代消费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崇洋、追求平等、标新立异、奢靡等消费观念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洋货进口的进一步扩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洋货进口；消费观念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4-0017-04 　　 　　近代中国是社会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是“外力”。这里的“外力”主要是指西方列强的军事力、经济力和宗教力，他们向中国输出的洋货是其经济力的物质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洋货进口启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消费观念的变迁是其表征。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消费问题还是洋货进口问题都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更遑论揭示出二者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变迁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揭示西方物质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近百年的洋货进口及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的过程、特点、影响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 　　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主体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消费活动时，对消费对象、行为方式、过程和趋势的整体认识、评价与价值判断。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主要是指中国居民在洋货进口等因素的作用下，由以分等级、量入为出、重视储蓄、自给性强、崇俭戒奢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消费观念向以追求平等、奢靡、崇洋等为基本特征的近代消费观念转变的过程。 　　 　　一、洋货进口对消费观念变迁的影响 　　 　　1842年后洋货进口的扩展，激起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激烈的变革。正如陈旭麓的评价：“它(洋货)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洋货在中国的不断扩展，激发了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的变迁。 　　 　　(一)洋货进口为消费观念变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1842年后，洋货进入中国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口洋货数量日巨，且时间愈靠后进口货值愈大。1871－1873年洋货年均进口净值为1.1亿元，20世纪前三十年间洋货进口量达到惊人程度，1901～1903年年均进口净值增加到4.7亿元，1929～1931年年均进口净值高达19.6亿元。二是进口洋货品种日多。增加进口商品的种类是列强在华扩展市场的重要途径。英国驻华领事曾强调：“贸易的重大发展须在新品种中去寻求。”1843年清政府所列进口货物有80多种，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进口洋货就已经增加到180多种，1894年时已经达到580多种，1925年海关贸易报告中所列进口货目增加到868种，若加分目可达925种。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的洋货进口，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种类大大增加，为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洋货进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是传统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数量和规模的扩展，对自然经济结构破坏力也日益加大，最初主要集中在五个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如1845年的厦门，“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且该夷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洋货进口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力加强，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因居民购买洋纱洋布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煤油、针、火柴等日用杂货的进口使榨油业、制针业等传统手工业遭到重创，如洋针的进口使“佛山针行之废散殆尽”，“山西针业几乎已经绝迹了”；清末民初时洋货进口已经给自然经济以重击，在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中，1920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比重约为55:45，到1936年两者的比重已经逆转约为42:58。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不仅破坏了传统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而且还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市场、劳动力等必要条件，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逐渐形成。 　　 　　(三)洋货进口加速了消费观念的传播 　　尽管促进中国近代商业、交通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但不能忽视洋货进口对其所起的推动作用。近代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