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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杨增新之羁縻和牵制政策 　　摘 要：辛亥革命后，内地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国家分裂，民族危机甚于昔日。在这激烈的社会变乱中，封建军阀杨增新出于政权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而羁縻与牵制政策，是其中心政策。虽然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客观上却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使新疆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 　　关键词：杨增新；羁縻；牵制；民族 　　中图分类号：J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88-02 　　 　　新疆虽孤悬西陲，向为荒芜之地。然诚以其东?长城，南达西藏，北接蒙古，西依葱岭，为中国之前门，居旧大陆之中心。左宗棠谓：“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1911－1928年)间，正值我国近代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所谓，“今民国成立，民生凋敝，甚于前清”[2]，且“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7]。杨增新氏，以铁肩担起新疆危局，一身兼统军民两政，迭经变乱，饱尝风波，赖其才智过人，手腕灵敏，分裂者统一之，枭雄者削平之，实行门罗主义，力求民生安乐，对于中央，无论政权谁属，概听拥戴，因而关内政变频仍，新疆独能偏安，居民熙熙攘攘，有如世外桃源,[8]终力挽既往之狂澜。这与其在督新期间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宗教种族问题，为新疆各种问题之最重大者”[9]，杨增新亦对此问题认识较为深刻，“新疆问题非在民族而在政治”[10]，因此，羁縻与牵制则是他的政策中心。 　　一、新疆僻处西陲，民族杂居。曾问吾说，天山南北自古为各民族驰骋角逐之场、往来迁徙之径。民国以来，新疆人口最多的为维吾尔族，其次为蒙古族、哈萨克族，布鲁特又次之，回、汉、满及其他各族又次之[11]。政策稍有不慎，则会造成汉族与当地民族的矛盾与隔阂，林竞在《西北丛编》中写道：“新疆祸起箫墙，彼此仇杀，至今思之尤有余栗”。而且自左宗棠平定甘陕新之回乱以来，汉回仇视汉人，恨之刺骨[11]。对于来新的汉人，杨增新认为，新疆“凡内地出关之游民，大部无赖之徒，绝少善良。班超谓任尚云：来西域者多非孝子顺孙。自古已然，于今尤甚。”而这些外来游民的“游兵”。多参加会党，难于驾驭，不可依恃。其“聚则为兵，散则为匪”，最易发生事端，辟如民国元年，南疆一带处戕官，大抵皆游官、游勇、游民之自为纷扰[1]。杨增新掌权之初，曾设想改土归流，以扩大自己对人民的直接统治，但最终以“羁縻”、“牵制”措新疆于一时之安。 　　二、新疆由于满清政府遗留下的民族政策，而仅以蒙回各族为优先，杨增新不得不遵循过去既定办法而迁就事实。[10]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例，包括王公世爵概仍其旧[10]。他重视笼络蒙、哈两族王公贵族，沿袭蒙古的扎萨克制，准许蒙古等少数民族王公世袭其爵。杨增新说，以后对于蒙哈王公须以联络感情为第一要义，否则一事不能办，呼应不灵[6]。他以北洋政府大总统或者蒙藏院名义对这些上层贵族加以晋封、嘉奖和抚恤。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九日，旧土尔扈特汗布彦孟库之母嫡妃阿格扎萨氏于在该部落玉通碧里地方逝世，杨增新请照汗亲王病故例从优恩恤。又，民国六年（1917）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汗布彦孟库去世后除按旧例蒙古汗病故致祭外，并送专银五千两。杨增新以汗王之子满楚克扎布为辅国公。由此，蒙、哈、维等族王公依靠他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十分信赖杨增新。民国十一年（1922），杨增新表示倦勤，向北京政府试探．而各族首脑即发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颂杨功德。北京政府不得不向新疆各族王公表示，决无更调杨的意图。杨增新认为，通过当地的贵族来控制他们属下的人民，比通过他直接派出的官吏更方便，更有利。这也就是他经常说的，羁縻了头目人，也就羁縻了老百姓。而羁縻王公、头目人的主要手段，是不触动这些人的既得权益，但限他们继续扩张。[12]对于如何管理当地的官员和部署，他在一则公犊里说：“土著之入政界者，则当以农商为正业，而以官为副，万不可抛弃农商，专望作宫为生活。……至外籍之官于新疆者，虽以官为正业，若薪俸所人，有富余，即应兼管商业或农业，以为之队若于做官之外，别无一业，便是走入绝路，难以存活。”[4]当年在新疆的高官，绝大多数部成了大地主或资本家(如刘文龙等之广有田宅)，并对促成他们得此收获的杨将军感戴不已，希望永远保持这个小康局面。 　　杨增新并不单纯地依赖王公贵族，他认为，无论何方面，都宜取均势主义，万不可令其大有团结。所谓分之则势力小，铃束尚不甚难，合之则势力大，挟持出于必至。譬之遍地散钱，一一取而拾之，不免费力，若穿成一串，则强有力者，不难携之而去矣……[1]增新对于新疆各界始终用牵制主义，以使这些贵族集团相互制约，形成制衡。在蒙古、哈萨克族聚居的阿尔泰地方，阿山哈萨克族郡王艾林，镇国公迈米，都由杨增新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