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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认知过程视角下译者控制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研究 　　[摘要] 基于对认知信息加工理论和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成果，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的内涵，构建以记忆系统为核心的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模型。研究表明，译者控制加工是译者确定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过程，译者自动化加工是译者快速理解表达的过程。后者主要加工译者的常用词汇及句型，为长难句及语篇的控制加工提供可能。译者加工模型研究显示，自动化加工是控制加工的基础，控制加工可修正和弥补自动化加工的缺漏。两者并行互补，均强调长时记忆与工作记忆的互动。如何培养学生译者将其控制加工能力更有效地转化为自然娴熟的自动化加工能力应是翻译教学的方向。 　　[关键词] 译者控制加工；译者自动化加工；记忆；译者加工模型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105―04 　　一引言 　　翻译过程是一种认知加工过程。“认知”即知识的获得和使用，其中“获得”指知识是如何在记忆中存贮的，以及贮存什么样的内容，强调“心理结构”；“使用”指知识如何被使用和处理的历程问题，强调“心理历程”，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认知加工[1]。要揭示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这个“黑匣子”的秘密，译者“心理结构”和“心理历程”的研究必不可少。本文基于认知信息加工理论与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拟证明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在翻译过程中的存在性，解释其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译者自动化加工和控制加工的认知模型并阐述其相互关系。了解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的关系及其与记忆系统的互动，有助于对译者语言认知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认识，对提高翻译质量，培养翻译人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一）翻译过程中认知信息加工方式 　　国内外翻译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中的三组信息加工方式，即自上而下加工与自下而上加工、平行加工与序列加工、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2][3][4]，应用到翻译过程研究中，但他们较多关注的是前两组加工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信息加工的方向性，而后者关注的是信息加工的语言媒介[1]。目前对于翻译过程中的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研究较少，对其定义也欠清晰的解释。因此本文将结合翻译过程的研究成果与认知心理学理论，证明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在翻译过程中的存在性，并尝试阐述翻译中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内涵。（二）理论基础――翻译认知过程理论与实证研究 　　刘绍龙[5]（2007）对比Bell[6][7]的翻译过程，在肯定其基本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对Gagne（1977）、Carroll（1999）和Reed（2000）三位学者针对信息加工的分析和理解，构建了口笔译信息加工过程与方式。该模型与Bell的翻译过程模型认为：在翻译过程以原语文本为始，译语文本为终这一信息循环加工的心理过程中，译者通过自身的认知机制对原语文本信息进行解码、语义转换及编码，需调用大脑中已有的先知识和先经验，该过程离不开记忆系统的参与者。但刘绍龙模型与Bell模型也存在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刘绍龙模型以记忆系统为核心机制，明确记忆系统的分工，加强长时记忆的作用，突出工作记忆的功能[8][9]。笔者比较刘绍龙与Bell两种模型，受刘绍龙的口笔译过程模型的启发，发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不能完全概括翻译的认知过程，因此认为有进一步研究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两种方式的必要性。 　　研究学者也借用认知心理学方法对翻译认知过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翻译单位及自动化（automaticity）等方面[10][11][12]。回顾前人研究笔者发现：对于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译者需借助各种翻译策略，从而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相反，对于某些相对译者本人而言属常用词汇或常用结构，译者能够迅速搜索到目的语表达，而无需或只需使用少量认知资源。据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单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译者无需利用认知资源的翻译单位；一类是译者需利用大量认知资源的翻译单位（即需解决的翻译问题）。 　　此外，笔者还发现，长时记忆中的“常用结构存储”及“常用词汇存储”[6]为译者自动化加工提供了可能。刘绍龙[2]翻译过程模型在工作记忆加工方式中增加了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也为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加工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前人实证研究中，笔者发现译者的TAPs（出声思维）报告中既包含其利用翻译策略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存在流畅说出目的语文本的现象，如Tirkkonen-Condit[13]实验中译者的自动化处理现象（automatic processing phenomenon），Kiraly[14]通过实证研究构建的翻译过程模型中的译者控制加工（controlled processing）与非控制加工（ un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