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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2004年以来，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多次就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做出重要批示，提出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奋起直追，不断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等重要论断。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平稳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合理，运行质量低等问题。按经济发展规律及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能否长期高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和必由之路。 　　 　　一、科技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三个阶段，即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称为第一次产业革命。该时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都是现行工业化国家，其中英国、美国是第一梯队，法国、德国是第二梯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理论的概括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从内燃机、铁路到电力、电动机，普遍使用技术或通用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个阶段是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其理论概括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第三阶段是从五十年代末端到20世纪后期，真正地进入了后工业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是“信息化驱动”阶段，理论概括为“内增长模型”又叫“新增长理论”。 　　第一次产业之前的世界经济增长很慢，原因是当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新的自然资源即土地投入的，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其增长速度非常慢，第一次产业革命使工业化成为主流，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用资本积累投资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利用重工业生产机器，利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经济发展显著高于产业革命前。但随着该增长模式的发展，在总资本中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效果也很明显，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环境污染严重，那时伦敦因污染而成“污都”、曼彻斯特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不具备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经济模式最早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就是买机器设备、买原材料的物质资本部分比重越来越高，可变资本就是开工资的资本比重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两种现象或两种规律。一是平均利润率降低，因为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而能够创造利润的部分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就会降低，其结果引起竞争的加剧、出现资本的集中、最后形成大资本的垄断。二是开工资等消费的可变资本部分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能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少，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不了，工人阶级就贫困化，失业增加。正是基于这两条规律，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实际上在经济理论中，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在经济界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模型，这个模型公式就是g=i／v，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资本一产出比率v不变，所以，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增长速度决定于资本的流量，既决定于投资，投资越多增长得就越快。但是，后来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马克思两条规律没有实现，哈罗德―堕马模型也与事实不相符合。究其原因，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推导有错误，或意识形态上有什么扭曲，是因为后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了。1956－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提出新的增长模型，他认为资本和土地要素一样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随着资本、投资的增加，投资的比重是不可能不断提高的，所以效果就下降，出现增长率下降。然而，验证一下现行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情况，经济增长率没有下降，而是保持一个大体上不变的增长率。索洛因此认为除了资本影响增长率外还有其他因素。哈罗德―生产函数公式Y=A(K，L)中，Y是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索洛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因素会引起增长变化外，还有一个余数一余量即A，现行国家如美国之所以Y是增加的，不是因为K增加了，而是因为A变化了。A就是技术进步，就是效率提高，叫技术进步函数。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库兹涅茨用大量的经验数据分析现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后得出与索洛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现行工业化国家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就开始向一个新型的增长模式过渡，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与早期的不同就在于它主要靠效率提高，而效率主要靠基于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 　　总之，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资本驱动经济发展，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却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了经济的增长，这种技术创新表现为效率的提高。所以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的中心环节 　　 　　二、科技自主创新是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