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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健全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本文在梳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评述，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从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一、国外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金融与创新的视角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要实现这一职能，要有金融体系的融资服务。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模式。1973年，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的趋于均衡水平，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研究的兴起，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契机。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把货币金融因素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Levine（1999）指出政治、法律、管制及社会其他因素都是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而这需要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 　　（二）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Goldsmith（1969）是进行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般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有：King（1993）和Levien（1993）搜集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出金融中介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Stiglitz（2001）利用6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表明金融运行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Rousseau（2009）通过计量经济学图形化方式来研究当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通货膨胀会抑制金融业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量的学者也加入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伴随着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基于国家层面研究 　　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数据通过OLS方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明确。史永东等人（1999）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曹源芳（2010）基于月份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背离的。 　　（二）基于区域层面研究 　　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转移到了具体区域上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区域进一步细化。艾洪德等人（2004）在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存在负相关关系，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反倒对落后地区不利。肖建国（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发现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杨胜刚（2007）基于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匡飞华（2007）实证研究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除了对省域的研究，最近国内学者还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县域，魏雪洁（2012）对浙江省近58个县（市）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支撑作用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县域经济长期发展收敛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