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新加坡台北城市管理的经验一瞥.docVIP

东京新加坡台北城市管理的经验一瞥 　　一、日本东京的基本经验 　　（一）城市管理的价值理念 　　1.公私合作、公众参与的理念 　　东京的城市管理一直依靠三种基本力量：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强调城市的依靠力量是综合的，不能简单依靠某一方主体来完成城市管理的全部任务。因此实行公私合作（PPP）是一个比较鲜明的理念，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如，为了保证灾害发生时企、事业单位等民间团体参与救援和相互合作，东京采取了灾前合同制的形式。通过与有关的企事业单位、行会、协会签订灾害救援合作协定，形成了法制化的公私灾害救援合作关系。东京都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协定一共有34个，构成了部门齐全的防灾应急网络，有效地保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急资源的整合。这是一种政民合作的治理模式。[1] 　　2.疏堵结合、人性化管理的理念 　　一方面，对于城市管理，东京依赖严格、刚性的法律，很多法律对于涉及城市管理的行为都作出了比较严厉的规定，例如，破坏市容被定为违反《轻犯罪法》，要受到刑罚的制裁。《轻犯罪法》制定于1958年，于1983年修正，规定了34项轻犯罪。轻犯罪者可被拘留并被处以罚款。属于轻犯罪的行为包括流浪者给他人造成干扰，在公共场所对他人动粗和恶语相向，破坏公共照明灯，妨碍水上交通，救灾时不合作，插队，妨碍安静，暴露身体，学位、职务、资格等弄虚作假，谎报灾情，乞讨，偷窥，吐痰和随地大小便，等。但另一方面，东京的城市管理又奉行疏导与人性化的理念，强调民生保障和行政引导、指导的作用。例如，对于街头巷尾的小广告，东京规定公益广告和营利性广告分流。小本经营的生意或少量招工的信息广告靠社区发行印刷品。东京每个社区每天都有广告印刷品夹在报纸中随报发送，其中有家电、服装、房产、汽车、餐饮业等各类广告，特别是周末，广告印刷品比报纸厚得多。招工广告由专门机构发行，每周一大本，有各类招工信息，放在便利店里免费赠送。这明显体现出疏堵结合、以人为本的核心关怀与价值理念。[2] 　　3.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理念 　　《行政手续法》（也译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保障了东京城市管理执法遵守程序正义，注重保障人权，尤其是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强调行政管理中的决定必须要有严格的说明理由的义务要求。同时，还严格依据比例原则设计了很多制度来保障人权，例如，对于违章搭建，邻里间产生纠纷后，可由一方向市政府提出调停要求，对已产生的纠纷可由市政府出面进行调停，也可以提请裁判所进行调停、裁判。又如，在城市道路设摊出现违法行为或出现问题时，市长要根据违法的情况及程度给予经营者以口头告知、书面提示及书面警告等方式进行指导教育。对于一年内有过三次警告的，要停止其继续经营。在停止或取消其占用许可的时候，要听取所属警察署的意见。而对没有许可证的、不听从移动位置安排的以及不遵守市长命令的摊位要予以取缔。这做到了最低限度的伤害或限制行政相对人的利益。[3] 　　（二）城市管理的范围 　　与柏林“以事为中心”的思路不大相同，东京以“机构为中心”，设立了比较明确的城市管理机构——都市整备局，通过立法明确其具体管理职能，主要管理内容有：（1）关于城市整备的基本事项；（2）关于城市规划；（3）关于住宅与环境整备；（4）关于城市中心区街道的整备；（5）关于建筑方面除去道路、河流及公园绿地和有关土木工程（这些由建设局管理）以外的事项；（6）关于市道及法定外公共物品占用许可及工程施工的认可，包括市道的确认、变更；（7）关于市道及桥梁等的登记整备等（8）关于道路、桥梁及河道的维护与管理；（9）关于城市公园及绿地的事项；（10）对公园、绿地的维护与管理。[4] 　　（三）城市管理的体制 　　东京采取的是市议会政府模式。东京在城市管理方面的体制大致可分为地方自治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个系统，这些系统的组织很多直接使用“城市管理”这个名称。地方自治政府方面有城市管理课或都市整备局；企业方面有某某城市管理有限公司等；社会组织的形式比较多样，主要以自治会、行业协会等形式进行活动。市议会和市长共同负责市政，共同行使城市权力。市议会是市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市长是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行政大权。市议会由城市选民选举产生。 　　为了满足居民对基层政府提供服务的要求，东京都给予了都内市、町、村等地方机构更大的自主权。这种权力下放主要体现在财政上，都政府通过提供财政支持补充款项来弥补地方政府在发展当地公共设施上的不足，并且设立基金提供专项帮助。[5]城市微观管理中，社区组织的职能日益强大，不少城市正出现以社区为依托的趋势。居民组织（日语中称为“町内会”或“自治会”）是最重要的社区组织，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个社区。町内会由地方政府批准设立，其主要职责是预防犯罪和灾害、信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