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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高管激励机制效果的研究 　　摘要：文章以沪深两市224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管激励机制的效果。结果发现，董事和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较高的薪酬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独立董事的薪酬越高反而不利于提高公司绩效；而作为长期激励机制的董事和高管持股的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存在门槛效应。 　　关键词：上市公司；董事；高管；激励机制；薪酬；持股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07- 　　激励理论是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演进和发展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视角。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理性的不断提高，对董事和高管的激励能否给上市公司带来更高的绩效，已成为监管部门、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1 激励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界对激励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的研究。伯利和米恩斯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公司和私人产权》一书中，在对大量的实证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实现了分离，控制权由所有者转移到了管理者手中，而管理者的利益经常偏离股东的利益。 　　不论是经济学视角激励理论还是管理学视角激励理论，都为我们实施各种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高管激励的实践中，薪酬激励机制从交易所一开始成立之日起就已经开始实行；而董事和高管持股一直在探索之中，持股比例整体水平较低。本文将通过大量的上市公司样本、多年度的激励机制数据和公司绩效数据来检验这两种激励机制的效果。 　　2 相关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来自国外的经验证据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直接向股东负责，代理广大股东对高管层实施监督与控制。在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会治理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因此董事激励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董事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形成了非线性关系论和线性关系论。Morck等（1988）采用1980年《财富》500家公司的截面数据，检验了董事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非单调关系：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在0%～5%的范围内，Tobin Q与董事的持股比例正相关；在5%～25%的范围内，Tobin Q与董事的持股比例负相关；超过25%二者之间正相关关系。 　　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地激发高管的积极性，更好地执行董事会决策，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关于高管激励方面，多数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管理者持有一定份额的股份，或者外部股东对管理者施加一定程度的监督，都可以减少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的绩效。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对高管的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Stulz（1988）的研究表明公司绩效最初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而提高，当到达一定程度后便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 　　2.2 来自国内的经验证据 　　国内也开展了关于董事、高管激励机制效果的实证研究。例如，魏刚（2000）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来考察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人员（包括董事）激励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韩亮亮、李凯和宋力（2006）以深交所7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导致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持股比例在8%～25%之间，持股的壕沟防守效应占主导，而小于8%或大于25%时，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 　　2.3 综述小结与假设提出 　　总结上述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董事、高管激励问题。从激励对象来说，包括了所有董事和高管人员；从激励机制来说，涉及到了长期激励机制（持股）和短期激励机制（薪酬），在国外由于董事、高管市场比较发达，因此更多关注的是长期激励机制，而国内长期和短期激励机制两个方面均有相关的研究；从激励效果来说，形成了董事、高管激励与绩效正相关、负相关和曲线关系的三种观点。 　　围绕两权分离命题，对董事、高管实施一定的激励，最终目的是解决股东与他们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董事、高管的激励越强，他们与股东利益的趋同性就越高，这时董事、高管激励机制发挥的是协同效应（Convergence Effect），然而当董事、高管持股比例过高时，他们在公司的影响力过大，可能会控制公司，这时他们会更多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战壕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这两种效应发挥作用的不同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效果不同，这也是得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