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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的改革需汲取六大的经验 　　中国外汇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很可能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为这一过程着手准备的中国决策人士自然会得到很多相关的建议，而其中大部分几乎都是从建议者自身的利益出发。这里，我们不想给出新的建议，而是希望提供一些值得学习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都来源于过去10年间新兴市场国家所发生的外汇自由化和改革的经验。正如一句格言所述，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因此，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应当如何去避免陷入那些近年来曾困住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陷阱”。这其中有六方面值得关注的经验。 　　 　　经验一：适当的外汇制度是因时制宜的 　　 　　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究竟何者更加适合新兴经济体？这是过去1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最为激烈的政策争论之一。 　　 　　在1990年代前半段，固定汇率制或联系汇率制得到了相当的支持。对于那些金融政策一直处于无序状态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联系汇率制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任何一种浮动汇率制都会让其汇率快速下跌（通货膨胀率也会相应地涨高）。 　　而对于那些国内金融状况始终稳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固定汇率制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因为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在推动出口方面都非常成功，而固定汇率制在促进其健康、持续和较高增长的制造业方面看上去是必须的。这也是中国官员们坚持“保卫人民币”的依据。 　　同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也有一些弊端。而联系汇率制则为政策制定者们带来他们所缺乏的纪律性，因而也会产生可信性。此外，开放的资金市场能否保证全球资金的有效配置是一个被广泛争论的话题，因为人们所期望的资金流向应该是从低产且资金充裕的市场到高产且资金缺乏的市场。 　　然而，传统的智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被广泛接受的最佳做事方式现在已经开始涉及浮动汇率制，当然还需要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灵活方式，通过中央银行来实现国内物价稳定。不过，通过允许资本，特别是短期证券投资资本自由流通而获利的做法，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怀疑。 　　思维方式上出现如此巨大变化，这在经济界里并不罕见。在一个年代里屡试不爽的方法在之后的年代里就可能成为过时。举例来说，在1980年代很常见的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之后的1990年代就基本上不被使用了。这种变化所反映的并不一定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观点的变化也许只是简单地反映了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所以说，给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第一点经验就是：最佳的汇率制度是要因时制宜的。JefferyFrankel也曾阐明过这一结论，他说：“没有哪种汇率制度适用于所有国家或者某一个国家所处的所有时期。”以中国为例，联系汇率制度使其安稳地度过了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其中包括1997―1998年的金融动荡。然而如今，联系汇率制的优点已经难以显现，这并不是说该制度本质上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实行的结果中包含着明显的经济扭曲。 　　中国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在2006年已经快速上升到了其GDP的9%，非常快速的外汇储备积累导致了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两边数值的膨胀。这种外汇储备积累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可以达到平均每月200亿美元，累计总额相当于中国GDP的25%。在经济上，针对这种金融扭曲现象的真正对策，是在可贸易货物部门建立更具侵略性的资源渠道。 　　中国官员们在为这一政策进行解释时辩称，制造业输出如此扩展，对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常重要。但这种辩解在三个方面遭到置疑。首先，制造业岗位的生产力明显高于服务业岗位，维持较低实际汇率的政策形成了一种对于就业的偏见; 第二，当实际汇率被保持在一个过低的水平时，该政策所培育的各生产部门就业增长，就会有可能因为汇率最终上涨而滑坡。只要还在实行，低汇率政策实际上就是对维持利润（和就业）的制造业的一种补贴，日本在1970年代，特别是之后的1980年代的经历提醒我们，当过度扩展的制造业突然变成“去工业化”的巨大压力时，经济扭曲就会发生；第三，在汇率和就业论争中，真正获利的是国外的抗议者们，如果较低的实际汇率可以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话，那么，这一逻辑也在暗示着在实际汇率较高的其他地方，一些就业机会真的会被“毁掉”。 　　 　　经验二：金融改革的次序 　　 　　历史经验表明，实施金融改革的顺序足以影响改革的成败及其可持续性。上面讨论的外汇改革只是中国所面临的金融改革这一广泛议程的一部分。 　　中国的金融系统被已经非常庞大却还在快速增长的银行系统所统治，而且中国银行系统的大部分仍然属于国有。虽然通过提高监管手段和标准，以及着力减少不良贷款等方式所进行的改善一直在紧张地继续，但中国的银行系统依旧脆弱。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外汇改革应该被放在何时、何处？我们坚信外汇改革中的一个特定类型――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应该在加强中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