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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的研究 　　摘要：本文选取2008年度至2010年度深市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流通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状态对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国有股比例与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关系不显著。 　　关键词：治理结构 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引言 　　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企业的信息披露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其中，强制性信息披露指由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明确规定上市企业所必须披露的信息。而自愿性信息披露则是上市企业主动披露的，公认会计准则和证券监管部门明确要求的基本财务信息及其他信息披露之外的信息披露行为，其内容主要包括战略信息、财务信息及非财务信息（FASB，2001）。随着资本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企业数量日益增加，单纯的强制性披露的信息已经无法再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为了对企业的价值做出合理判断，选择适当的投资策略，最大化保障自身权利，投资者需要额外的信息来源。而企业为了保持股价稳定，吸引潜在投资者，同样需要渠道向外界传递企业的内部信息。自愿性信息披露作为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深化和补充，在消除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问题，提高企业透明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越来越受到资本市场上各相关方的重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1年发表了《改进企业报告：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第一次明确了企业自愿性披露的定义，并规定披露内容以及披露方式。2003年，深交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报告》，这是我国国内第一部关于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文件，标志着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规范制度在我国得到初步建立。自愿性信息披露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量学者针对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因、程度、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做出了详细描述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受到行业类型、公司规模、公司盈利水平、发行股票类型等因素的影响（Chow and Wong，1987；Hearly and Palepu，1995；Trueman，1997；Lundholm，2000；张宗新，2004；封思贤，2005；李艳，2007）。公司治理源于现代企业两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被认为是解决代理问题的一整套企业内外部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公司治理指现代公司制企业在激励与监督约束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在权利、义务与责任之间的分配和制衡（李维安等，2005）。治理结构是否完善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若治理结构无效，企业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为谋取私利，管理层可能瞒报或虚报企业内部信息，欺骗以股东为代表的各类利益相关方。良好的治理结构，可以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监督，保障企业内外部信息渠道的畅通，提高企业透明性。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否影响其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许多学者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只针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某一个方面（Leftwich，1981；Forker，1992；Gazzar，1998；李远勤，2006；崔学刚，2004），所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本文以2008年至2010年所有深市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Meek（1995）的方法，将企业自愿披露的信息分为战略信息、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三类，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在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中，流通股股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流通股股东通过在资本市场上通过买卖股票并发挥接管控制功能影响着所投资企业的价值。为了稳定股价，吸引潜在投资者，企业有动机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Chen 和Jaggi（2000）以及龙微微（2006）的研究均表明，流通股比例越大，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越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一：流通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关系 　　在我国，大量的企业由国家各级政府控股，在这类企业中，国有股东具有选择企业经理人员的权利，但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经营的好坏与国有股东的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故国有股股东不会有效地监督企业管理层的日常经营活动。国有股股东缺乏激励和监督的动机，导致经营者缺乏监督，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从而使得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降低。乔东旭（2007）的研究也发现，我国上市企业的国有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二：国有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对高管人员赋予股份乃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一种重要手段。高管持股，可以促使管理层的利益与企业股东尽量一致，减少管理层的短时行为，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