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研究”到“文化的研究”.docVIP

从“文学的研究”到“文化的研究” 　　摘要：90年代，伴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以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遵循消费社会内在逻辑的市场文化迅速扩张和繁荣。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进犯和深刻影响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求新的言说方式回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变。“文化研究”应时而入，一定程度上纾解了文学批评和理论失去现实有效性的焦虑。然而，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失效除了外部政治、经济变革的原因之外，有其深刻的内部逻辑，对此加之以一定的梳理能更好的理解这种转向。同时，文化研究在英语学术界自有其内在的问题意识和发展脉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庸俗化、学院体制化、历史纵深感欠缺等危险倾向。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转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的经济改革全方位铺开。“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它推崇的首先是利润、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关心的也主要是社??秩序的稳定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许多事情，都暂时退出了自己的视野（80年代吁求的政治、文化改革被推到边缘--引者加）。”[2]整个社会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扎入了日常物质生活之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建立在市场消费逻辑基础之上的文化产品充斥着社会的角落。这种变革给人文知识界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目睹市场消费文化蔓延的现实，一些人文学者提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从《读书》杂志1994年第3-7期上连载的关于“知识分子和人文精神”的讨论文章来看，尽管就什么是“人文精神”众口不一，但可以感觉到对他们来说，眼下以市场经济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他们在80年代所吁求的那个“现代化”的现实。 　　为了更好的回应现实，表达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实关怀，他们一方面反思、清理已有的知识谱系；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言说、介入方式，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于是，“文化研究”迅速崛起。 　　一、为什么要转向“文化研究” 　　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变有外部因素的驱动。一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使原有的理论话语--80年代审美的文学批评--丧失了介入现实的活力。谢冕将这种批评的退化归因于“文学批评不对文学作品说话，文学批评失去锐气，文学批评没有文学性”，这不无道理。然对作品说话的批评是否仍能产生80年代那种效应值得商榷。二是文化研究自身在英语学术界正处显学地位，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经验。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理论始终是国内批评界求新求变所援引的重要资源，这种征引他山之石的势能延续到90年代，文化研究和种种“后”理论一起成为知识界竞相引介的对象。正是转型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文学研究的“退化”给了这种介入性更强的研究方式用武之地。 　　但正如王晓明和蔡翔在一次“文化研究”对谈中指出的，“90年代的文化研究的转向，依据的首先不是西方理论，而是对自身那些主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已经基本失效的社会和文化概念的不满，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前景的怀疑，是对正在形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和压抑机制的质疑”，因而，首当其冲的是“坚持一种批判的精神和立场，对以往的知识谱系重新反思和清理”[3]。不把那些在80年代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话语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是具体考察塑造它们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知识话语机制，发现其中的“风景”，见出它们在90年代转型的知识环境中的失效性，以求改变、革新。因此，在“怀旧恐新”，将社会现实问题归结为抽象的“精神”的失落之后，在急于寻求新的阐释和批判话语资源之前，似乎应当从80年代特别是其中后期文学批评话语内部出发，寻找其在90年代失效的自身因素，更有利于其借助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获得一种革新的可能性。 　　贺照田通过对思想、观念、学术史的细密爬梳，指出，“中国近20余年来（此文起稿于2001年--引者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与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30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进而揭示，这种基本方向与前提大致是“文学是人学”以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4]与此同时，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中心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与这种批评和理论主潮呈现出相互构建之势。 　　就“文学是人学”一方面来说，在70-80年代转型期及至整个80年代前期，围绕着“人”、“人性”、“主体”等问题的人道主义表述在文学、美学、哲学等整个人文学科的不同的话语脉络上展开。 　　哲学或者说理论层面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从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整个80年代中期的讨论，“以理论的形态既保持着与现实问题的密切关联，又借助对完美人性的憧憬具备了浪漫玄想的成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