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流审批政策的研究及消解机制构建.docVIP

人流审批政策的研究及消解机制构建 　　摘 要： 我国规定符合生育条件的孕14周的妇女禁止非医学需要终止妊娠，因医学需要终止妊娠需经出生地和所在地计生部门的审批。这种政策与我国既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行政许可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社会现实等产生了冲突。可以尝试从价值引导和政策协商、利益协调、信息共享等方面入手，逐步消解我国“人流审批”的政策冲突，切实维护妇女权益，体现公共利益。 　　关键词： 政策冲突； 人流审批； 消解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4.025 　　根据2003年国家计委、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8号规定，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条件，拟实行中期以上（妊娠14周以上）非医学需要终止妊娠手术的，需经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批准，并取得相应的证明。已领取生育服务证，未经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擅自终止妊娠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在未确认事实前，暂不批准再生育的申请。[1]这种所谓的人流需经审批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并非基于胎儿的生命权。相应地，广西规定孕14周以上妇女擅做人流者三年不准生育；贵阳规定未经审批不得鉴定胎儿性别，禁止为孕14周以上妇女施行人工流产；海南规定孕14周以上妇女不得随意堕胎，违者追究责任并取消生育指标等。这些地方的政策法规引发了广泛争议，在哈尔滨，该政策施行不到一月便被废除，而在福建、江苏、安徽、甘肃等地，这种政策现今还依然存在。事实上，关于堕胎的合法性在世界上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姑且不讨论堕胎和禁止堕胎是否合法，本文单从政策冲突的角度来分析这种人流审批政策制定和执行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人流审批”政策的冲突点 　　由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有些家庭和妇女会因性别选择妊娠。然而，根据胎儿的生长周期，到孕14周之后，胎儿快速成长，此时的打胎危险性大大增加。从国家到各地的这种人流审批政策正是基于性别比例、堕胎风险以及婴儿的生命权等因素做出的。但是这项政策的出台，却因和我国原有的一些政策法规以及社会现实、价值观念相悖而引发争议，加上各地在执行上对该政策的曲解等，更是引发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一）孕14周不得妊娠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悖 　　我国最新计划生育政策仍遵循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胎的基本原则，适度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但对二胎以上的，仍征收社会抚养费。怀孕14周的育龄女性很多是属于政策外怀孕，打胎需执行出生地和所在地计生部门许可的规定。这些许可程序繁琐，有些地方因为怕承担风险选择拒绝开具证明材料。此时，若是妇女自行打胎，将承担相应责任，甚至是多年不准许再生育，如果生育则又必须承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责任。 　　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怀孕14周妊娠要被处罚。现在“人流审批”的出现实际上是为当地的计生部门增添了一项新的行政许可事项，与原有的行政许可法相抵触。另外，国家还规定相关的终止妊娠药品只能在具备了终止妊娠手术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计生技术服务机构使用，这些机构要向销售单位出示相关资质证明方可购买此类药品，而销售单位则要对相关证明进行查阅，这期间又大大增加了寻租的可能。 　　（二）与妇女权益保护法和公民隐私权相悖 　　有些妇女打胎是考虑到未婚先孕、经济保障、政策外怀孕、高龄生产等等原因而做的不得已的选择。生育是妇女的权益，政府不能干预。此外，在这种审批政策下，为保护个人隐私等，有些孕期妇女可能会选择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打胎，其危害更大。此外，有关部门开证明以及调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时间过长无疑是增加了打胎的危险性。 　　各地由于经济基础、环境、计划生育、性别比例等情况不一，制定人流审批政策时，也会略有变通，难免会与国家宏观政策有出入。从2003年国家的规定开始，各地根据本地情况也相应地出台了很多政策，在14周违规人流的处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广西规定孕14周擅做人流者三年不准生育，那这三年中若再次怀孕是否意味着就要流产，这样会极大伤害妇女的身心健康，甚至会剥夺妇女做母亲的权力。政策冲突还会产生省外堕胎该如何解决的问题，如流动妇女在省外堕胎应依据什么标准等。 　　二、“人流审批”政策冲突的原因分析 　　人类认识能力的这种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为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认识论根源。[2] 制定人流审批政策之初，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也取得了一定的政策预期。公共政策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产物。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认知上的有限性使得人流审批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能全盘综合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