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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马问题”看西学的研究 　　摘要：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大致呈现出“以西格西”、“以西格中”和“以中格西”三种形态。本文以西方经典研究的典范――荷马研究为例，具体分析国内学界在荷马研究领域对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应用。透过中国的荷马研究，中国学人深入认识西方、最终回归本土、复兴国学；乃至运用国学传统阐释西方经典的努力可见一斑。 　　关键词：荷马研究；以西格西；以西格中；以中格西 　　中图分类号：G04；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4-0024-06 　　 　　西方的“汉学”研究，自13世纪的“游记汉学”发端，到16、17世纪之交的“教士汉学”，再到十九世纪之初的“学院”汉学，最后是勃兴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式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其间虽然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总体特征依然清晰可辨：以西方视野解读异质文化。一部西方汉学的历史，即是西方文明主动与儒家文明相遇、碰撞、对话的历史。与西方学者对东方这块神秘土地的探索热忱与迷狂想象相反，百年前的大清帝国是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被迫睁开惺忪的睡眼来注视陌生的西方。在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催生的西学研究，一开始即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研究西学的中国学者时时萦怀的是“中国问题”。中国西学研究的历史已逾百年，而“西学中用”一直是研究的主要动力与旨归。正如学者张旭东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西学研究所言：“(文化热中)谈的是西学，生产出来的是当代中国文化材料；谈的话题是西学，但不管谈什么，谈出来的东西都要归中国意识。关键要看中国人谈西学在谈什么?为什么要谈这样的西学不谈那样的西学?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谈那个部分而不谈这个部分?所有一切反映的都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沿着这样的思路，王富仁教授新近提出对“新国学”的看法，他认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参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对比章太炎式的“国粹学”或胡适的“国故学”，这种扩大的国学观将西学研究也一并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因为“西学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从异域文化的整体中获得的，而是首先在‘国学’这个中国学术整体中获得的。”在以国学为本位的基础之上，浙江大学何辉斌教授归纳出西学研究的三种典型方法，分别为“以西格西”、“以西格中”与“以中格西”。笔者将尝试在本文中，以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鼻祖“荷马”的研究为列，具体阐述这三种方法在西学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一、以西格西：“荷马问题” 　　 　　邓晓芒先生曾说，西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通达西方思维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精义，根据现代解释学，这永远只能是一个可以接近而不可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有这个目标是不同的，‘六经注我’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只能是走向‘我注六经’的道路上的一些路标。”对于西方荷马研究中热议的“荷马问题”，我国学界首先采用的是译介西方学者关于此问题的论述、梳理西方学术史中“荷马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运用西方理论阐释“荷马问题”的“以西格西”的研究方法。 　　据笔者所见，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即已引入“荷马问题”。1957年，牛庸懋先生在《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略论荷马及其“伊利亚特”与“奥德塞”》一文，虽然题为“略论”，但由于吸收了前苏联的古典学研究成果，起点颇高，对西方荷马研究的传承情况以及“荷马问题”的由来都有清晰的介绍。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推出朱光潜先生翻译的维柯的《新科学》，此举可谓意义重大。对于以荷马为代表的“诗性智慧”的重新发现是《新科学》贯穿始终的主题。跟随这位西方思想家的目光，国内学界得以把握西方纵贯古今的荷马研究线索，以及透过荷马研究掌握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流变。21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荷马研究的再度升温，不少国内学者重新关注“荷马问题”，他们或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或译介并分析西方荷马研究的某一流派、或援引西方理论解读荷马史诗。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国内出版的与“荷马问题”有关的专著有：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弗里著，2000年)；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洛德著，2004)；巴莫曲布嫫译，《荷马诸问题》(纳吉著，2008)；以及程志敏著《荷马史诗导读(2007)；陈戎女著《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2009)。经过国内学人的不懈努力，西方世界历时久远、复杂多样的“荷马问题”得以在中国语境下清晰地呈现。 　　“荷马问题”一直是西方荷马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且在西方学界流派纷呈。不过按照当代西方学界荷马研究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的说法，可大致将其概括为：“荷马问题主要与《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的创作、作者的身份和时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