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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研究综述 　　摘 要：陶渊明是我国魏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归去来兮辞》也是流传千古的优秀文章。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归去来兮辞》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本文整理了二十一世纪以来《归去来兮辞》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创造时间与地点、陶渊明归隐原因与心态、作品思想感情、艺术特征和影响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方便读者更好地解读文章。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 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 研究 综述 　　 　　陶渊明是我国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不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从古至今都被人们所铭记。而他的《归去来兮辞》，是其辞赋中的经典之一，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归去来兮辞》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在两千年以前，有关它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直至二十一世纪以后，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才逐步多起来。无论是从创作地点与时间，还是从文章中体现的归隐心态，无数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进行剖析，可谓是众说纷纭。现将近十年来研究较多的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创作时间与地点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自述了出仕及弃官过程，这是后人理解陶渊明最重要的文献，但是对于该文的写作时间及地点，却一直存有争议。 　　张增玉曾说过：“关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写作时间，说法不一：教师用书认为本文是辞官归田之初的作品，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辞官归隐之前、将归之际。”[1]长期以来，一种权威的说法认为是在陶渊明的老家柴桑，这一说法明确断言《归去来兮辞》为归隐后之作。但也有很多人提出不同观点。张学成肯定地提出：“认定该文作于老家柴桑既不符合事实，也影响了该文的审美层次。通过考辨发现，《归》文的创作地应为县衙彭泽。”[2]这一说法大大提高了《归去来兮辞》的艺术价值。之后不久，李金坤肯定了这一说法，他明确指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于彭泽辞官之后、诗人归田之前，全赋内容纯为悬想之辞。作为悬想之辞的《归去来兮辞》写于陶渊明归田之前的彭泽。”[3] 　　二、归隐原因与心态 　　1.归隐原因 　　《归去来兮辞》历来被认为是陶渊明与官场决裂、归隐田园的宣言书。可对于归隐行为本身后代读者的观点不一。有人说这是消极避世，独善其身，是对黑暗政治的妥协；另有人说这是他“性本爱丘山”的天性使然，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是何等的潇洒和痛快啊！ 　　在文章的序中，作者直言不讳地说明做官是为了养家糊口，后来担任了彭泽县令不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这是为什么呢？陶渊明自己指出了三点理由：一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二是“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三是“程氏妹丧于武昌”。但仅仅是这三点原因吗？ 　　从时代背景来看，魏晋时期，强权政治不断加强，文人墨客往往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因而大多文人在无奈之下选择了隐逸。朱秋萍指出：“魏晋时期的隐逸文化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产生的重要背景。反映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弃儒入道的总体趋向，但并不是向佛道的回归。魏晋时期，玄学成为统治阶级主导思想，隐逸之风成为许多士大夫的追求，另一方面，强权政治不断加强，名士往往为躲避政治斗争而隐逸。”[4]陈丽平也非常认同这种说法，她说“隐逸是中国士大夫特殊的自我保护方式”[5]。 　　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于田。马建华提出：“陶渊明的‘归’与‘不归’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艰难环境中‘出世’与‘入世’、‘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两难抉择。陶渊明的归隐与其说是脱离红尘、不问世事，不如说是无奈自守、守拙藏志。《归去来兮辞》不仅是一篇作者弃世自逐的宣言，也是他抒发内心无奈与愤懑的自白书。”[6]在面对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时，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诗人，陶渊明也必定会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恨。但他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也只能辞官归去，作一首《归去来兮辞》，当做“最后同上层社会分手告别的宣言书”[7]。 　　2.归隐心态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决绝官场、归隐田园的宣言。吕艳说：“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最深刻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真正的平凡和独特在归隐之后。他的胸襟气韵、人格涵养使他的生命更成熟、更具哲学魅力。陶渊明也因此成为一个典范，以自然真淳的人生追求、躬耕自给的生活选择、松菊诗酒的淡泊之境,为后世建立了‘真隐’的风范。”[8]林志强也提出，陶渊明真地很热爱田园生活，是个彻头彻尾的田园诗人，而非终日游山玩水多少有些颓废的山水诗人。所以《归去来兮辞》所抒发与表达的应当是归田园的欣喜与欢乐以及决绝尘网终身“植杖耘耔”“乘化归尽”的志向。[9] 　　说到陶渊明的隐士情怀，杨智慧提出了四种观点：一是厌恶官场，放弃功名；二是娱情诗酒，崇尚自然；三是尽享天伦，体验农趣；四是抚摸伤痛，不忘忧思。[10]李军梅指出：“入仕为官，大济苍生是他的美好初衷；厌恶官场，蔑视权贵是他的高尚节操；尽享天伦，闲适自在是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