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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的研究 　　[摘要]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新青年》刊行的薛琪瑛译作《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分析女性译者从文本选材，加写序言和翻译策略上女性意识的凸起，以及在男女平等、新式婚姻观和新女性形象上女性主见的张扬。 　　[关键词]五四时期　女性主义翻译　王尔德戏剧　女性意识 　　 　　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新兴的翻译理论中引人瞩目，性别研究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目前我国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停留在梳理和介绍阶段。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促进，对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文化转型时期，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和强国保种紧密相连。女性译者作为新时期女性的代表，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生活，走向公共生活领域。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文学唯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四部戏剧皆以英国上流社会的婚姻家庭为背景，他对世俗社会的反叛精神，他对自由不断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大胆的抨击，适应了五四思想的需要。他的戏剧多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及伦理道德等，这与五四启蒙话语关注的问题一致，他戏剧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恰恰正与五四时期试图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一致。她们把王尔德戏剧的翻译当做是争取女性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手段。在以男性为主的戏剧汉译中，王尔德戏剧翻译出现了两位女性译者，薛琪瑛的《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 　　 　　一、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的崛起 　　 　　五四时期在救亡和启蒙的大潮中，女性被推向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她们被赋予了强国保种和振兴民族的双重历史责任。当时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更是强调：女子者，国之母也。欲新中国，比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救国和拯救女性相辅相成。突破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旧的观念，冲破了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中国的女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五四运动的爆发，随着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等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女性的崛起。 　　西学东渐的热潮，救亡启蒙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女留学生的日渐增多，女性积极参与具有“强国第一要义”的翻译活动中成为历史的必然。她们和男性译者一起，积极参与文学翻译，署上自己名字的译作，通过报刊和出版社，迅速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她们在翻译作品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现代观念，以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解读两性关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女性形象，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思想运动中，她们也是硕果累累。 　　 　　二、王尔德戏剧与五四女性译者 　　 　　王尔德戏剧主题多涉及爱情、婚姻、道德和家庭，这与五四启蒙话语所关注的问题一致。在两性关系的描写上，王尔德戏剧中的女性也不再是模式化的两级形象一要么纯洁善良，要么邪恶淫荡，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能区分他笔下的女性类型。Joseph在对《莎乐美》的评价中指出：“王尔德戏剧中展示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善恶道德标准。”《理想丈夫》中的齐弗雷夫人(Mrs.Cheverley)，《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尔林夫人(Mrs.Erlynne)，她们大都与传统道德中女性中的叛逆者，但是他们身上往往又展示出可贵的美德。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传统婚姻和道德作为批判目标，王尔德戏剧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寻找的依托。 　　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具有个性和某种翻译目的的个体译者来实施的，因此翻译与译者身处的政治、经济或个人境况有密切的联系(Luise Von Flotow,2001)。王尔德的戏剧作品在1909年由周作人译介到中国后，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一次译介高潮在中国。《新青年》第1卷2号、3、4、6号和第2卷2号连续刊登了薛琪瑛译著《意中人》。沈性仁的《遗扇记》分别连载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第6卷第1、3号。王尔德戏剧在中国的热译与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语境和女性译者的个人境况有密切的联系。她们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新女性，很多人都接受过新式的女学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她们翻译王尔德戏剧是有明确目的和主动选择的行为。她们是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译者，在五四时期“平等自由”的呼声中，借助王尔德戏剧中女性形象，向中国男女青年传递一种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争取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三、王尔德戏剧里的女性翻译观 　　 　　翻译是一种以语言为转换媒介的活动，与语言密不可分，女性翻译家把翻译当作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