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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的模式可成为城镇化路径 　　人们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将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有人担忧，会不会导致大兴土木、圈地造城、倒逼农民进城买楼、推高房价。 　　究竟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中国怎样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支点》记者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请他谈谈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一次“矫正手术” 　　《支点》：新型城镇化为何引发大量关注？ 　　曹和平：新型城镇化之所以引发各方关注，是因为它是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矫正”手术。 　　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投资拉动型的“车间经济”，一些中小城镇都是配套超大城市的产业基地发展起来的。 　　虽然我们的产业能吸收非农劳动，但城镇的一些非经济类政策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很多小伙子十七八岁进城，打了五六年工后发现自己很难能真正成为城市人口，去享受城市居民的户籍、社保待遇，结果干了几年便回家结婚生子，又变成了农民。 　　由此可见，此前一段时间的城镇化并非是完全成功的，而且还引发了一些矛盾。过去有土地的农民，不想在城市打工了，回去还有地可种；现在把地拿走了，一部分人回乡连地都没有种的了；以前都是城里人到农村买粮食，而现在农村的粮食有时比城里还贵。 　　城市建设中，也连带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如在一些远郊区或工业园区，工厂、车间、物流和仓储林立，但是里面没有人居住。 　　目前中国所提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称之为“新”，就是对城镇化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路径和实现手段：一是要解决过去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二是要通过城镇化把农民进城后的问题解决好。 　　这需要我们不仅在制度上逐步矫正，更要结合工业化的发展，把生产中心、居住中心、人文中心和商贸中心汇集起来。这样，远郊区的城市自主循环功能就会变得结构丰满，不会出现产业园区白天晚上两个样。 　　可以说，这一轮城镇化既担任了经济增长、经济调整的功能，又担任着社会和谐的功能，因而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支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切入点应当在哪？ 　　曹和平：目前，阻碍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与市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过程中，面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挑战，中央提出放宽户籍限制等政策，将为城镇化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城镇化的另一个抓手是优化交通布局。在具有城市基本生产功能和交易中心的基础上，通过交通的优化，营造商贸、人文、居住的气息，落实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功能。 　　举个例子，如果以大轨道交通将武汉市周边联结起来，那么周边的新型城镇就能分享到老城区内居民便利的生活配套、广阔的职业前景、舒适的居住环境和高端的人脉资源等。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大轨道交通不仅是水陆空方面的交通网，还有地铁、城际铁路、互联网通信等全方位的立体交通建设。这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十分重要。 　　40万亿元的内需“盛宴” 　　《支点》：有学者预测新型城镇化将带来40万亿元的内需，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曹和平：我觉得40万亿元的估测是合理的，但这个数字短时间内无法达到，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现在每年城镇化人口增量大概是1500万，如果人均年内需3万元，每年能新增内需4500亿元，也就是说大概能占经济增长的15%-18%。假设经济年增长为10%，就有1.8个百分点是城镇化内需增长拉动的。 　　假设2013年的经济增速为7.6%，若新型城镇化能如预计般拉动内需，加上1.8个百分点就达到了9.4%这是个惊人的速度。未来只要政策设计足够合理，新型城镇化过程每年给经济带来1个百分点的增长应该不难。 　　新型城镇化带动的内需有好多种情况，比如农村人口“做饭”是不计入GDP的，但一到城里，“吃饭”就变为GDP了，相当于左手与右手的对调。以往农村与城市是两个经济循环，农民进城前的经济活动没有有效整合到国民经济中。 　　新型城镇化后，原来农村的经济活动也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分子，一个是整合作用，一个是创造作用，这两个作用都会扩大内需。如能把两者整合起来，国民经济就有了新增的成长力量。 　　《支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内需结构会不会像部分人士所言，以房地产行业为主导？ 　　曹和平：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因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所有政策性热点讨论和决策都没有农村居民的参与。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为何这么高？因为城市房屋可以交易，而农村小产权房的交易则只能存在于亲戚邻里之间，交易的频率和范围很小。也就是说，只开放了一半的市场，致力于将城镇房价绝对提高，却把农村市场变为零。 　　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安排和配置资源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村房屋资源的浪费，这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你去农村走一圈，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