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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的责任初探 　　【摘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然而，一系列类似毒奶粉事件的曝光揭露出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问题日益凸显。与欧美各个国家不断开展的社会责任运动以及相对完善的立法、司法体例相比，我国规制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存在一定缺陷。比较不同国家的职工参与制度，从职工参与企业治理角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并就学界易忽略的法律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进行初步探讨，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职工参与制度 共同决定制度 职工持股模式 　　近年来，企业的道德问题无疑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从耐克的血汗工厂到富士康跳楼事件，从双汇火腿掺杂瘦肉精到康菲石油渤海溢油，无不折射出企业特别是大型公司在现代社会的道德缺失。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市场中，企业依旧以利益为标杆，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仍然行得通？传统的企业主流观点即利润最大化是否应受到企业道德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观的适当修正？若需修正，则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这些都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美国伦理学家J.P.蒂罗认为“企业道德是雇主、雇员、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重大关系的确立和维持”。进而言之，企业作为市场中的经济主体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其中既包括注重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的权益，也包括对企业职工利益的保护。本文试就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界定 　　学界并未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统一的定义，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讲其大致要旨已经相当明确。通常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营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当然，对社会责任负责并不等同于企业必须放弃其传统的经济使命，也不意味着有高度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比责任感相对较差的企业的营利能力差。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可获得的利益与取得的利益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其主旨在于用企业的二元目标取代传统的一元化目标。[1]至于企业的利润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的冲突以及衡平问题正是该理论提出和构建的出发点以及归宿。 　　二、公司本质及职工保护的合理性分析 　　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连结，包括法律拟制物（企业）与原材料或服务的卖方签订的供应合同，同向企业提供劳动力的个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同债券持有人、银行及其他资本供应方签订的借贷合同等。根据公司合同理论，股权只是公司合同诸多要素之一，其他还包括资本、经理才能、劳动力和原材料等。[2]就此看来将企业的最终目标确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的剩余所得最大化未免过于偏激。公司利益是股东利益与企业职工利益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有机结合体。职工作为公司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受到公司制度的合理保护。 　　从风险收益分配的角度考虑，职工亦不能被公司利益格局排除在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职工也属于公司的投资者范畴，他们的部分人力资本被公司专有化——就是说，这种人力资本已经适应了这家公司的特定事物，若在换别的工作则会贬值，从这种意义上说，拥有被公司专用化的人力资本，就是对企业的一种投资。但是股东可以凭借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相较之下，同样作为投资者之一的职工寄希望于供职于不同企业以降低风险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职工得到的通常是固定数额的回报，在绝大多数雇员将其人力资本投入公司的情况下，此种报酬无疑是最主要的风险分担方式。[3]制度下的深层利益分配不公是劳资矛盾的本质原因，加之不完善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制度和苛刻的企业内部治理模式造成一系列类似富士康跳楼的极端事件。 　　笔者认为尽管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某种程度上可以带动就业、提高职工福利，但职工和其他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股东和债权人依赖职工勤勉、熟练、诚实的工作。但是由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存在导致的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的普遍存在，很容易诱发职工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契约不能明确规定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管理层不能完全预测公司职工的工作方式和努力程度，理性的职工就有动机利用契约的漏洞和信息的不对称为自己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背离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笔者对公司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利益相关者保护之间的冲突仍然不趋向乐观，强势资本和弱势劳工之间的矛盾并未根本改变。下文将选取职工利益保护的一方面——职工参与制度进行比较，同时探讨我国现行职工参与制度的特点以及完善建议。 　　三、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的比较分析 　　职工参与制度突破了公司和职工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是传统上的公司治理的机制的转型。该制度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