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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前左传文学接受的研究情况概述 　　摘 要：接受美学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研究方面已被广泛运用并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此理论尚未与《左传》研究充分有效结合，在此方面，仍有很大的探研空间，尚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键词：《左传》 接受美学 接受研究情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1-0085-03 　　一、接受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结合 　　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方法和美学思想，自兴起之日，便在理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但就我国对该理论的引入来看，其宣言式、纲领性论文――姚斯发表于1967年的著名讲演《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科学的挑战》，直至1987年才被收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1]一书，从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当然，在此之前，已有零星的接受美学理论方面的译文和研究论文出现），嗣后，接受美学逐渐开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关注。面对这一新的理论方法，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文学本身，以其为参照和借鉴，相关译注、论著相继产生[2]。同时这一理论也开始逐渐被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当中，许多学界时贤审慎而实事求是地对古老的研究对象从新的角度加以关照、审视，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热门”现象，研究专著及相关硕博论文更是层出不穷，且颇多创获。 　　人类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分为互相联系的三个层面：即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模仿借用[3] （PP.85-87；PP.171-175 ）。与此相联系，尤其与后两点密切相关，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理论性研究[4]，这些研究大都能在熟悉掌握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特征，思考审视如何合理运用该理论，并建立起属于中国古代文学自己的接受美学研究体系。在具体的考察中，其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作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等[5]，以及文学性更为纯粹的诗歌、散文等体裁。 　　二、接受美学理论在《左传》研究中的运用实践 　　实践证明，接受美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拥有巨大潜力和魅力的空间。文学接受“是完整的文学活动的‘终端’，是实现作品价值功能的最后环节，没有欣赏者的加入，它的价值只是潜在不明的；不进入接受过程，作品的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6] （P.213 ）。运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古代文学，能够丰富和拓展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为古代文学特别是先秦元典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但该理论方法尚未与先秦元典中堪称我国叙事文学之起点的《左传》研究进行有效结合，因此，在此方面仍有很大的可深入探研之余地。就笔者目力所及，明确以《左传》接受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或著述，从数量而言不多，且尚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兹举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左传》接受研究方面的论著加以评介，以期彰显研究成绩，探寻尚可深入之空间。 　　首先是刘成荣的《〈左传〉文学接受研究》[7]，该文从历史的层面对《左传》的文学特征加以考察，重在对它的传统资源进行梳理，以时代演进为行文之线索，结合各时段的《左传》相关研究资料，论述了两汉至明清《左传》的文学价值从被遮蔽到被彰显的过程，重在对它的传统资源进行梳理，视野开阔、逻辑严密，颇多创见，但对其文学特征的考察并不多，更多的是通过对《左传》历史资源的清理，为进一步研究《左传》的文学艺术作准备。作者也谈到：“本文虽然名之为‘文学接受史’……仍然进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变史的研究。”“只是沿用了‘文学接受’一词，它在含义上其实更接近于‘文学演变’。”刘文更关注“《左传》角色的转变”，而非“《左传》在角色转换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影响” [7] （P.7 ）。 　　此外，该文中的一些观点亦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如认为“《左传》的文学经典化并非是后人阐释的结果，而是该书本身就具备种种具有文学性质的素质，而这种素质是《左传》在成书时期就与生俱来的”[7] （摘要 ）。我们认为，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介入，才能“使本身不过是纸页上有序黑色符号链的文学作品‘具体化’（concretizes）”[8] （P.67 ）。又如第三章《左传》文学接受之发生与发展的余论部分言及：“何以一部为后世如此看重的巨著在西汉初期却游离在文化主流之外呢？不得而知”，文中亦没有给出解答，而对此的解答与《左传》在汉代的效果史、阐释史密切相关，是必须予以关注的。此外，该文对经学这一概念的理解略显狭窄――认为《左传》文学价值的生成是通过对自身经学身份的绝对剥离而实现的，经学的《左传》褪去经学之标签便成为了文学的《左传》。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减法”处理，弱化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