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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测度的研究综述 　　引言 　　不同数量的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同，即它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市场形成和有效运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量化交易成本对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交易成本深入分析的过程是对各行业和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定制”说明的发展，它使得经济学的研究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与现实相结合。交易成本本身是一个开放概念，不同角度的分析各有偏颇，对其进行量化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选择合宜的定义及有效的变量对其进行描述。这可能会产生选定的理论变量与使用定义之间的偏离，实际使用的数据与替代变量之间的偏离，影响了测度结果的有效性和解释能力。本文将从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交易成本对个人决策和企业决策的影响、公共政策中的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展开文献梳理和展望。 　　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 　　（一）交易成本的宏观经济学测度 　　理想情况下要对交易成本进行精确测度，就需要对每项市场交易进行逐一检验并对各种相关成本进行分离，但这种做法显然不具备可行性。因此，Wallis and North（1986）在其对美国经济1870-1970年间交易成本测度的开创性研究中，采取将市场交易进行逐步分解的方式，直至获得他们认为是交易成本的部分。他们首先将市场交易活动从各种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根据是否参与市场交换划分为交易部门和非交易部门，同时进一步区分了转换费用和交易费用。虽然他们是按照传统的经济学做法考虑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但在实际测度中仅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来最终表示交易成本的量，即以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提供交易性服务的员工工资额作为交易成本的量，并通过GNP的调整来进行纵向比较。对每一笔市场交易进行成本分离和测度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而对整体市场交易部门的规模进行估算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法。他们的结论显示在这100年间，美国的交易成本/GNP增长了将近一倍，交易部门的规模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 　　沿着Wallis and North（1986）的思路，Dollery and Leong（1998），Ghertman （1998），Dagnino-Pastore and Farina （1999），Van Dalen and Van Vuuren（2005），缪仁炳、陈志昂（2002）对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阿根廷、荷兰、中国等国的交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及卢现祥、李小平（2008）从三大产业角度的测度，笪凤媛、张卫东（2009a）对中国非市场交易费用变化的估算，得到了相似的结论。除了对宏观层面上的此类交易成本的测度，学者们还对行业层次的交易成本进行了研究。如Merkert（2010）进一步结合Dietrich（2003）对企业员工成本生产和交易因素的分类，运用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对英国的铁路运输企业中的交易成本进行估算；Merkert and Cowie（2012）运用Merkert（2012）相似的方法，又对英国铁路、公交以及航空公司的交易部门的交易成本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行业内的横向比较。对交易成本测度的主要代理变量仍然参考Wallis and North（1986）的方法，将交易部门的员工数和工资水平作为计算交易成本的主要替代变量及其数据来源。 　　这种将生产部门和交易部门（经营管理部门）相分离的做法降低了测度的难度，但是以人力资本价格总额来量化交易成本仍然是片面的，它忽略了部门之间人力资源或物质资本转移时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以及其他的无形因素，也是诺斯所说的非市场交易成本的部分。同时这种测度和比较往往忽略了制度建立的初始成本。 　　（二）交易成本的逆向测度 　　杨小凯（1988）认为在消费者支出1单位货币时他所获得的只有k单位产品，剩余的（1-k）单位即为交易成本，而其所获得的k单位产品就为交易效率。对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所获得的就是对交易成本的逆向测度结果（杨小凯的定义继承自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技术”）。它与上文所述Wallis and North（1986）的定义差别在于对运输成本的处理，杨小凯将运输成本纳入交易成本的定义中，认为其应当属于外生交易成本，而将交易成本归为内生交易成本。 　　对交易效率的测度可见于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他们通过因素分析法来分析交易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研究可见于赵红军、尹伯成、孙楚仁（2006）对中国1997-2002年间的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类似于钟富国（2003）的做法，赵红军等（2006）也将交易效率分为政府、通信基础设施和教育三个层面，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11个具体指标：减少对农民税费负担、企业干预、商品市场的地方性保护；银行业的竞争性、劳动力流动性、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