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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风险防控问题的研究 　　摘要：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农村金融注入了活力，但也存在道德风险和经营能力风险。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在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正规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出现了大量未经银监部门批准、蕴含较大风险的资金互助组织等。应从营造制度环境、拓宽资金来源、改革外部监管机制与内部控制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增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防控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风险防控 　　中图分类号：F3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2-0038-05 　　一、引言 　　基于农户间互惠互助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失灵的路径之一。按照相关政策设定的目标，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是指经过银监局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就经济性质而言，它是社员民主管理，以服务社员为宗旨，谋求社员共同利益的独立企业法人。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借款人违约不仅会使其个人失去信誉，致使其在本地或相关行业难以立足，还会给其子孙后代带来消极影响。高昂的违约成本有助于规范借款人行为，减小道德风险。不仅如此，资金互助借贷行为以真实商品生产交换为背景，管理者可及时掌握借款人生产经营信息，有助于改善农民和农村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从而改善融资环境。 　　但就现实而言，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形式不规范，服务群体为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因而面临严重的信用风险。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从盲目发展走向异化变质。山寨银行高息揽储，并在多个省份引发挤兑事件，极大地败坏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名声。2013年初，江苏多地再次出现储户挤兑危机。2014年4月，河北邯郸伟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跑路，卷走资金1.4亿元，近10万农户因此蒙受损失。如此这些均表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非正常发展已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为金融垄断集团阻挠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借口。 　　由此可见，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尽管已取得了若干重要成绩，但其风险不容忽视。对于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而言，如果不能有效识别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将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会危及农业发展与农村社会稳定。针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及其存在的各类风险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关措施，不仅可以促进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健康发展，也必将有助于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现状 　　1.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类型 　　第一，财政资助型。2007年2月，由国家扶贫办和财政部实施的扶贫资金互助社试点项目落户河南省叶县西刘庄村，县里给了10万元本金，187户群众自愿交纳互助金入社，海选出5人理事会，入社农户可借到相当于交纳互助金数额10倍的借款。截至2015年1月，该村扶贫资金互助社累计向社员发放借款1034笔，共计363.8万元，累计收取占用费13.61万元，形成了养羊、林果两大主导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截至2015年1月，叶县在88个贫困村建立了扶贫资金互助社，资金总规模达到2060万元，其中各级财政安排的“种子”资金达到1665万元，累计发放借款额度达到1.3亿元。 　　第二，外部捐助型。一是“小井庄模式”。2006年年初，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民组接受“乐施会”捐助15万元，并由23户农户入股7.2万元建立小井庄社区发展合作社，募集资金22.2万元。至2007年9月底，股本金扩大至37.65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7笔，金额54万元。但因内部治理机制缺陷，无法抑制内部人控制。截至2007年9月30日，“小井庄社”贷款余额32万元，该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二是“郝堂模式”。2009年9月，李昌平在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通过动员本村成功人士捐助以及政府配套等手段，筹措资金34万元，成立三个月后第一批入股的村里老人拿到了第一笔分红300多元钱。第二年分红时，入社老人达48位，每人分红570元。2011年第三次村里分红时，每位入社老人能分到720元钱，入社老人占全村老人的近80%。三是“陆口模式”。2004年初，高战在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成立了农村互助基金会。截至2011年借贷余额高达350多万，有500多户村民受益，还有10万元盈余。2014年5月，高战与尤努斯签订“格莱珉中国计划”备忘录，成立格莱珉公司。2014年7―12月，格莱珉陆口支行共计放款18万元。 　　第三，完全互助型。2007年，杨云标在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的支持下，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现三星村）发起成立了“南塘兴农合作社”，并于同年领到许可证。合作社主要从事酿酒、农资购销服务等业务，并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