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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资源价格定价机制的研究的趋势 　　【摘 要】国外城市水资源价格由于水的公益性和供水的垄断性，通常采用政府监管的定价机制。随着水资源短缺的加剧，政府对城市普遍采用了用水限制的需求侧管理，这种做法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不少国家开始减少政府控制，实行市场机制配置。我国是在水资源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研究城市水价的。目前主流观点是坚持供方取水权基础上政府监管定价基本框架不变前提下，推广全成本定价和阶梯式水价，加强对供水企业的成本监审。城市水定价机制的研究思路国内外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研究的趋势都是把水权理论引入城市水定价中，打破水供给方垄断，通过市场竞争决定水价。 　　【关键词】城市水资源价格；定价机制；水权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因此，定价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城市水资源的特殊性，城市水价格一般采用政府监管的定价机制。这一机制无法解决降低成本与节水的矛盾，随着水资源短缺的加剧，城市水资源定价机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做一综述，为该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国外城市水资源价格定价机制研究状况 　　国外城市水资源价格由于水的公益性和供水的垄断性，通常采用政府监管的定价机制。因此，在国外城市水定价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价格规制机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1844年杜普伊提出了边际成本定价原则。1956年产生了被称为最优偏离边际成本定价的拉姆齐―布瓦特定价模型，1962年产生了被称为A-J模型的阿弗契―约翰逊模型。1968年，德姆泽采首次提出特许投标理论，1979年，勒布和马加特构建了被命名为L-M的规制机制。1982年巴伦和迈尔森提出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规制机制。1985年雪理弗提出标尺竞争定价模型。拉丰和蒂若尔1986年“首次将道德风险引入规制模型，提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共存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最优激励方案”[1]。1991年，拉丰和蒂若尔设计了“科层结构下的规制激励机制”[2]。约萨与斯特罗福利尼2002年将信息结构内生化。 　　具体到城市水资源价格定价机制方面来看，“Hirshleifer（1960）和Cttrruthers（1984）认为边际成本定价能同时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Riordan（1971a）提出了一个受管制的垄断企业控制的水资源最优定价和投资模型，称为多阶段边际成本定价模型”[3]。日本学者植草益（1990）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对日本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规制，特别是收费水准和收费体系，作出了科学的系统分析。“Zamikau（1994）提出了一种部分牺牲效率目标来实现供水企业的利润目标的拉姆塞定价模型。Kim（1995）将供水实体分为居民用水和非居民用水两种产品推导次优的定价模型”[4]。Griffin（2001）论证了价格应该包括非会计上的机会成本。美国学者Dinar编写的《水价改革与政治经济―世界银行水价改革理论与政策》一书运用了大量事例研究成果，论述了解决信息不对称性对实施有效的定价改革的重要性，指出信息不对称性已经成为核心问题，是政府进行水价管制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水价规制机制设计主要考虑的是政府与供水企业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提高供水效率，降低水价格，保护水用户利益。这里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水如同一般的工业品一样是一种可以无限再生的商品。然而水是有限的，企业只是加工有限的水资源而已。随着水资源短缺的加剧，政府对城市普遍采用了用水限制的需求侧管理。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这种做法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如Mansur和Olmstead 2006年估计了北美地区用水限制产生的无谓损失，发现损失巨大；Grafton和Ward 2007年对悉尼限制用水的成本进行了估计，发现无谓损失也相当巨大。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不少国家开始减少政府控制，水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在市场上交易进行。如Vaux等（1984）最早建立非线性模型对美国加州农业水权向工业和城市水权转让进行了分析；Nir（1995）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分析了以色列农业水权在不同区域间进行转让的潜在可能性；Robert等（1995）在智利选择了4个流域建立定量模型计算其水权转让的实际收益；Alberto（2000）以西班牙南部4个灌区为例，研究了农户间、区域内、区域间灌溉水权转让机制和效果，并定量考虑了交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农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ACIL Tasman 2003年的综述，Donna 2006），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Saleth和Dinar 2004年指出这些政策变化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工具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水分配的作用，改善了健康状况和水行业的可持续性。经济学家杂志2003年甚至认为澳大利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