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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失真”问题的研究基于粮食安全视角 　　摘要：经过前期粗放式发展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理应进入规范和完善期，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却存在着关注焦点不是粮食生产、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农民福祉，而是合作社外衣掩盖下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等“失真”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失真”导致耕地“非农化”、支粮资金被套取、粮食作物被经济作物替代以及农村资本外流等，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失真”与法律不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员设租、寻租行为等密切相关。为此需要加强准入审核、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机制、健全粮食目标价格机制、加强农村资本监管，以防止和矫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失真”，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失真”；国家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4-0040-06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任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艰巨和更为重要。截止到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虽然实现了“十一连增”，三大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在近些年也均高于95%的国际公认安全红线，但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并没有消除。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持续新增的人口必然带来粮食消费的刚性增加，此外，在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前提下，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推动着加工用粮和饲料用粮需求不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的负向迁移作用以及政府“土地财政”思维等都影响着我国的粮食供给。需求持续增加而有效供给能力却因耕地日趋紧张难以同步放大，这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主要困境。 　　合作经济理论认为，作为制度资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合作社平台可以整合分散的农业资源、推广农业科技和现代良种、改善农田基础设施以及延伸粮食产业链进而提高种粮者的种粮收益。事实上，近些年来，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我国种粮效率和种粮效益的提高以及国家粮食丰收和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年，全国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首次摸底结果显示，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仅种了全国1/10的地，却产出了全国1/5的粮食。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和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失真”情况，只有合作“躯壳”，而缺乏合作“灵魂”。相关法律不完善、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官员设租、寻租等因素及其叠加效应，使许多合作社关注焦点根本不是粮食生产、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农民福祉，而是合作社外衣掩盖下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合作社特别是粮食合作社“失真”问题的存在成为威胁“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战略的新隐患。 　　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失真”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 　　定所设立和登记的、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体可以分为官办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地方能人领办型以及供销社牵头型四种类型。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偏离问题，国内学者基本上都称之为“异化”。至于“异化”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从合作社制度适应性、经济环境变迁、农业资源禀赋等外在因素以及社员异质性、合作社运营等内在因素展开探讨。应瑞瑶（2002）指出，“制度环境因素”和“要素相对价格”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生“异化”的根源。赵泉民（2007）认为，根植于西方社会土壤中的合作社制度被国家行政力量和城市金融资本等来自农村社区之外的力量，强制性地移植到我国并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生态环境之中，合作社“变异”是必然的。仵希亮（2013）则将家庭血缘、意识形态、法律单一、政府政绩、社会复杂化、缺乏经营项目等，归纳为合作社“异化”的因素。 　　对于合作社“异化”的态度，国内学者看法不一。汪雷、胡联（2009）认为，如果“异化”情况长期存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和制度安排将会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就有可能影响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矫正合作社的“异化”现象。马彦丽（2013）同样提出，合作社“异化”不仅起了错误示范作用，而且挤占了真正的合作社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导致政策优惠资源错配，从长期看，将损害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但也有学者对合作社“异化”问题持宽容、乐观态度，认为合作社“异化”说明了传统合作社模式难以为我国农民所接受，而“异化”是一种内生性的理性选择。国鲁来（2001）认为，“异化”是合作社对传统合作社特殊制度安排下的，组织低效率及其影响下的不利市场竞争地位的回应，其言下之意是合作社要提高组织效率和市场竞争地位，“异化”是必然的。徐旭初（2005）认为，应当注意合作社发展（异化）可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