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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乡土社会语境下中国农民人权的研究 　　[摘要]后乡土社会有着与传统乡土社会巨大的差异，农民人权的研究不能是纯理论性的，需要在后乡土社会语境下进行，这是研究农民人权的基础，抛弃了这个基础，农民人权的研究就失去其土壤，难以“存活”。农民人权有人权普遍性的一面，这要求平等非歧视地对待农民，使农民享有“一切人权”。农民人权更重要的是强调其特殊性的一面，这要求对农民实现差别对待与差别补偿，以差别促进平等，实现公平正义。而保障农民人权的最根本路径是运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重构农民(个体与群体概念)与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农民人权；后乡土社会；非歧视性原则；差别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9)04－0062-06 　　 　　一、导言：中国农民人权研究的法社会学视角 　　 　　“三农问题”是目前国人关注的热点，解决“三农问题”情势紧急，意义重大。“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人权问题。对农民权利的研究学界展开已久，随着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农民人权”的概念开始提出。农民人权与农民权利是有区别的，其内涵与外延都有不同，“农民人权”的提出是“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性飞跃，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农民人权”的研究目前还很不成熟，仅停留在人权的普遍性方面，没有凸显农民人权的特殊性，没有结合中国国情。没有结合中国后乡土社会特征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从法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农民人权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进路，也是相当必要和可行的研究方法。 　　“农民人权”是指在中国现行社会秩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应该享有的作为人的平等权利和公平对待权利，以及为抵消其固有弱势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确保与其他群体(市民)平等地享有人的尊严，要求国家、社会给予其差别对待和差别补偿的权利。农民当然享有人权，这是人权的普遍性使然。但农民人权概念的提出主要强调农民在当代中国社会应该享有的一些特殊权利。农民特殊权利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来研究。其他视角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研究传统文化与后乡土社会的特征，以法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更加合适，更适合国情与时机，也更有利于农民人权问题甚至“三农问题”的解决。 　　从目前国际人权运动与研究状况看，“国际人权运动的重心已经从确定和宣告人权转向对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评估和解释。进而不得不正视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及其对文化中立概念的人权的影响，关注并探讨作为普遍权利的人权的特定的社会场合或语境的运用与实现。”“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对权利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解释。”农民人权更需要这种社会解释，农民人权的社会解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把农民人权与社会结合起来研究，从农民人权的提出到发展可知，农民人权问题中社会因素大于法律因素。农民人权的研究应该区分于人权简单化的概念，整合人权之实证主义、历史法学派、注释法学派的特征，区分应有人权与实有人权，结合本土文化的进程，分析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把农民人权置于后乡土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找出农民人权生存与发展的土壤，透视阻碍农民人权发展的具体因素。 　　二、中国农民人权研究：基于后乡土社会的特征 　　 　　“乡土社会”名词最早得追溯到费孝通先生，费氏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静止的没有流动的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他说：“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独具的乡土特色，费孝通先生在该书开篇中叙述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个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乡土社会”概念提起于半世纪前，到21世纪的今天，农村社会与传统乡土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具有其现代特征，但依然没脱离“乡土社会”的本质，是谓之为“后乡土社会”时期。 　　随着外邦文化的大批量涌进，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并与外来文化发生融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城市到乡村都在变化，传统乡土社会特征不再“纯真”，变化后的乡土社会我们称为“后乡土社会”，具有与传统社会显著不同的特征。(1)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不流动性”不再。“不流动性”是费氏“乡土社会”的基础，但目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徙。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形成“农民工”这个中国特有的名词；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农村孩子大多流转到外地求学；由于中国近当代农村人口大增，可耕地急剧减少等原因，每户人口可承包的土地不足以发展甚至谋生，农民被迫谋取其他职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