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辞书学思想的研究.docVIP

吕叔湘辞书学思想的研究 　　摘 要： 吕叔湘先生不仅在汉语语法学、近代汉语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辞书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有许多成果。文章对吕先生的辞书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使读者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前辈的辞书学理念，推进现代语文词典的编纂工作。 　　关键词： 吕叔湘 辞书学理论 辞书思想 　　 　　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学及语文教学、文字改革、辞书学、写作、古籍整理等诸多领域著述丰硕、成就斐然。吕叔湘先生在辞书理论方面的系统论述虽不多，但透过他主持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现代汉语八百词》（以下简称《八百词》）等辞书著作，有关文章、讲话，以及为一些辞书所作的序言、书评中，我们仍可通过细致的梳理，钩稽出有关线索，彰显吕先生在辞书编撰方面的远见卓识和积极贡献，并为当代辞书学的理论实践的深入开展提供富于启发性的参考和借鉴。 　　一、关于义项排列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义项按什么顺序排列，应视词典是历时还是共时的性质而定。他在《〈汉语大词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汉语大词典》好比古往今来汉语词汇的档案库。它应该是一部收词全面的大型古今词典，历时词典。作为一部大型历时词典，要全面反映词义产生的时代，词义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包括词义的消亡或部分消亡等。因此，作为历时性的词典，词的义项排列理所当然地应以词义发展的脉络为序。而《现汉》的定位是以词汇规范为目的，反映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中型语文词典。吕先生指出，《现汉》“分析词义以现代汉语为准，不详列古义，而且特别注意分辨基本的、常用的词的意义”①。这就是说，作为共时性的词典，它的功能是反映词汇在共时平面上的语义、语用及语法上的特点，而不是词义的历时演变，因此义项的排列不必像历时词典那样按词义的发展脉络为序。因此，《汉语大词典》的义项按词义发展的脉络排序，而《现汉》的义项排列按照“一般的在前，特殊的在后；具体的在前，抽象的在后”的顺序排列。 　　二、关于词类标注的问题 　　关于标词类，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一文中指出：“首先，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小于词的构词成分，或是大于词的词组）；其次，作出词的语法说明（包括标出词类）――这些，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的课题。”这段话表明，吕先生认为给词标注词性，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词，其次，在当时词类划分标准研究不够深入、语法学界分歧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勉强标上词性，则效果不一定好。吕先生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在《现汉》释义中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词性；名词、动词、形容词不直接标注词性，但通过释语和例句的搭配，让读者体会该词的词性。 　　三、关于释义的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辞书编纂实践，在词语的解释、意义的辨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古代辞书在释义方面也有明显的缺点，即释义仍多用“一词释一词”。吕叔湘先生和他的《现汉》编纂团队在释义的问题上，完全抛弃了这种陈旧、错误的做法，采取了一种更为科学的释义方式。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以下简称《编写细则》）“释义”部分，提出了“释义的一般原则”：“分析词义，以现代汉语为标准。要适当运用概括的原则，避免两极端。”注解词义“要有正确的观点，但不必机械地加上批判字眼”；注解行文要求“明确、通顺、简洁，应该避免用方言、文言、生造词、翻译腔”。 　　除此之外，吕叔湘先生还就词典义项释义的锤炼加工问题做过细致的阐发。他认为，如何将基本上捕捉到的词义要点，用恰如其分而又行文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这往往是义项诠释中一个不可轻视的难点。②对此，他做过探讨性的实例分析。如“黎明”： 　　《学习字典》：“天刚亮的时候。” 　　《新华》：“天快亮的时候。” 　　《现汉》：“天快亮或刚亮的时候。” 　　吕叔湘认为，三部词典都抓住了“从黑夜过渡到白天的一段时间”，“是一个连续体”，也就是“黑夜和白天的分界线”这个词义要点，因而释义都没有错。所不同的是，《学习》把天亮这个点定在“这个连续体的头上”，《新华》定在“连续体的末了”，而《现汉》则两者兼备，无异于释作“天亮前后”。经过比较琢磨，他指出，如将“黎明”释为“从天不亮（不包括天亮）到天大亮（不包括大亮）这段时间”，虽说“未免太学究气”，但是“最为准确”的。③ 　　四、关于编排方式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的编排方式应根据词典的类型，并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查检。吕先生在《辞书研究》1982年第5期上，发表了《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一文，呼吁引用语词典的编纂，其中就谈到了词典编排方式的问题。他指出：“引用语词典不同于类书”，不能用分类的方法编排，这样不好查找。“只有按照字形或字音检索，才便于应用”。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