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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诚体”思想的研究崔治忠
周敦颐“诚体”思想的研究崔治忠
作者简介:崔治忠(1979-),男,甘肃临洮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崔治忠摘要: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关键词:诚;天道;人道;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B24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050-04周敦颐作为“北宋五子”之首,是宋明新儒学的开山宗主。其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又名《易通》)。尽管著述不多且内容简短,但却是新儒学的经典之作。周敦颐生活在儒、释、道三家相互激荡、相互融合的时代,他立足于儒家经典,尤其是奠基于《周易》和《中庸》之上,建构了一个融合三家思想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整合天道和人道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天人合一”。 以下笔者就从周敦颐“诚体”之内涵、“诚体”之践履和“诚体”思想的理论贡献及其内在矛盾三个方面对其展开分析。
一、“诚体”之内涵
周敦颐的“诚体”思想直接源于《周易》和《中庸》。他一方面吸收了《周易》中的变易思想和宇宙创生论,这在《太极图说》和《通书》四十章内容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太极图说》,可以说是周敦颐宇宙创生论和人性论的精华。如: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1]
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庸》中的“诚”思想。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第二十一章)“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中庸》第二十五章)
他以“诚”为本体,将变易作为“诚”的根本属性,其变易过程或自我实现过程就表现为天道、人道以及两者的贯通。“诚”外化为天道的过程就表现为宇宙创生论。《通书》第一章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这里首先需要厘清“诚”与万物的关系。从时间维度来讲,在万物生成之前,“诚”无以立,也就不存在“诚”。只有当万物开始产生、生成之时,“诚”才得以外化而表现出来;就逻辑维度而言,“诚”是本体,万物是“诚”的外化。“诚”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对此,台湾新儒家牟宗三的观点是欠妥当的。他认为:“周濂溪从先秦儒家发展所达致的高峰《中庸》、《周易》开始,他了解的道体就是以《中庸》的诚合释乾元,拿诚体解释乾元的创生过程。”[2]恰恰相反,周敦颐是拿乾元的创生过程来展现“诚”的变易属性,把万物的生成当作“诚”的外化。周敦颐认为万物都禀承了自己的本性,而作为“得其秀而最灵”的人更是继承和发扬了自己的本性,而这本性就是“纯粹致善”的“诚”。因此“诚”就从天道(乾元)回归人道。《通书?诚下》章说: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则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从这一章及其相关内容可以看出,“诚”外化为人道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 “诚”与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及百行之间存在体用关系。“诚”是五常与百行的本体,而五常和百行是“诚”的作用与表现。五常和百行的关键是确立“诚”。一旦“诚”得到了确立和践履,那么人的行为就无不合乎“中正仁义”;相反,如果“诚”不能确立,则五常和百行就失去根基,人的行为就不能合乎“中正仁义”的伦常次序而受制于情欲。
其次,“静”、“动”,“有”、“无”的转化及其统一是“诚”的变易特征。其体现在道德方面就是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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