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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话语的体系分析 　　摘 要：“多元话语分析”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隐含的一种社会研究模式。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通过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的方法将“农民自杀”分别看作是既定的客观事实和主观建构结果，而多元话语分析则认为其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本文以《农民自杀研究》中典型农民自杀个案为例，将多元话语分析、实证分析和诠释分析模式进行初步比较，从而加深对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农民自杀；多元主义；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090-03 　　一、多元话语分析及文本选择 　　多元话语分析是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与实证主义、诠释（或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传统社会分析模式有所不同的社会分析模，包含“多元”和“话语分析”两个要素。我们需要以多元的视角，理解话语得以说出的可能，探究话语“不得言明”的原因，研究话语的影响机制，从而得到话语分析的多种结果。本文选择刘燕舞所著《农民自杀研究》一书中典型农民自杀案例为具体分析对象，借鉴多元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事件建构进行分析。分析可知：第一，从研究路径上，作者通过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尽可能以村落（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以质性访谈的方式搜集近30年来甚至更长时间内的自杀数据，从而获得如涂尔干在“自杀研究”中想要而未能获得的经验材料，又能收集较小样本的数据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分析。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既参照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根据自杀的现实经验材料进行分类，尽可能地关注每一个自杀行动者执行自杀行动前后相关联的地方文化知识，从更加细微和深刻的层面阐释自杀行为。参照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较大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内搜集自杀数据，以自杀率为分析单位考察自杀现象的时间与空间差异。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作者从两个关键变项出发，一是自杀率，即通过了解自杀死亡率对自杀类型作比较分析；二是自杀行动，即尽可能地理解其真实的意图或目的，了解其自杀的行为动机。 　　二、传统分析模式下的“农民自杀” 　　（一）“农民自杀”的实证分析 　　这里的“实证分析”主要是指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一些分析方法。作者刘燕舞则试图建构一套个人（社会行动）与社会（社会结构）两者交互建塑自杀特征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近30年来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的时空差异及其背后的机制。具体来说，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作者首先通过“自杀率”研究农民自杀现象；其次，通过“结构―行动论”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这种以实证主义角度，以统计资料为依据的推断分析，是在将“农民自杀现象”当作一种由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客观事实，从而对中国农民自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农民自杀”的诠释学分析 　　从诠释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农民自杀现象是一种由某些相关的社会成员等个人主观建构的产物。想要了解农村自杀现象，就需要对“自杀”事件的各个相关主体的个人主观意识进行了解，通过对这些主观意向和过程的诠释来达到这一目的。在《农民自杀研究》一书中，作者从诠释主义的角度出发解释“农民自杀行为”，认为：“对于自杀行动来说，我们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理解其真实的意图或目的，即社会意义。”[1]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是通过观察者和被访谈者共同厘清自杀目的或意义，以各个相关个体或群体的经验为基础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理解真实。例如：1984年双抢时节，有一天因天气实在太热，刘英不愿意出去干农活便待在家里休息，其婆婆?状就骂她“好吃懒做”，并要求刘英必须出去干活，刘英拒绝了婆婆的要求，婆媳俩因此而发生激烈争吵。王丁富中午下班回来吃饭时，其母亲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王丁富便去与妻子理论，认为妻子作为晚辈，不管怎样都不应该顶撞他母亲，而刘英则认为王丁富不为自己说话也就算了，反而过来“教训”自己，明显是母子俩“欺负”她，因此便和王丁富吵了起来。争吵过程中，王丁富认为刘英“实在不讲理”，“顶撞长辈本来就有错，说一下你听着也就算了，反而还顶撞起了我”，因此，他“气愤”之下便动手将刘英暴打了一顿。吃完中饭后，王丁富仍然到煤矿上班去了，但刘英一直没有消气，且越想越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负，等王丁富走后，便拿起自己家的农药猛喝。她喝完一瓶农药后因为没有当场死亡还怕不能死，便又跑出去跳到门前的水塘里，结果人刚跳下去就断气了。就在当晚，刘家湾人（刘英的娘家人）进王家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丁富家砸了个稀巴烂，所有的家具均被砸坏。王丁应回忆说：“当时刘英就说，她要喝药死了，让她娘家人来替她报仇。”（案例材料来源《农民自杀研究》） 　　作者认为刘英所宣誓的要让她娘家人来替她“报仇”并不是随便说的一句话，而是她整个自杀行动的最本质的目的动机。“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刘英的自杀及其自杀手段的决然，显示出了这种自杀的巨大报复性。”作者认为，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