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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英译的方法解读 　　摘要：《孟子》译本可概分为两类：全译本和变译本。理雅各的《孟子》译本被认为是《孟子》全译本的经典，多布森的译本则被奉为《孟子》变译本的典范，前者以传教士的使命为出发点，追求全面而忠实的转换；后者以读者为导向，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攫取精华、合理变化。 　　关键词：《孟子》；全译；变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4-0139-03 　　 　　引言 　　 　　《孟子》是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8世纪至今，《孟子》已有多个英译本陆续问世，纵观各译本，类型颇多，但从宏观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全译本与变译本。 　　全译是指“整段整句地将全文译完”。宏观来讲，全译讲究的是信息转换的完整性，既包含内容的完整性，也包含形式和风格的完整性。全译追求译文与原文“相似性”的最大化，即意、形、风格的“极似”。 　　变译理论于1999年由黄忠廉首次提出，他认为变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变译不等于变通，前者是对原文形式或内容的“宏变”，以跨文化信息传播的最佳效果为导向；后者是对原文形式的“微变”，以忠实于原文内容为导向。 　　在众多《孟子》译本中，理雅各(James Legge)的《孟子》译本被认为是《孟子》全译本的经典，其地位至今仍不可动摇；多布森(W.A.C.H.Dobson)的《孟子》译本则被奉为《孟子》变译本的典范，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收录和认可。 　　本文以理雅各和多布森的《孟子》为研究文本，比较分析二者选择全译和变译的原因以及译介中对全译或变译的具体运用，以期总结方法，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借鉴。本文对译本的探讨不拘泥于小句，而是以整个译本为研究文本，从宏观上进行把握。 　　 　　一、译者身份与方法选择 　　 　　理雅各《孟子》全译方法和多布森《孟子》变译方法的选择上。二者身份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因为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他们的翻译任务，也决定了他们对翻译方法的选择。 　　 　　1　理雅各的传教士身份与全译 　　理雅各一生拥有多重身份，但在他最初对中国典籍进行翻译之时，首要身份是传教士，这一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翻译方法的选择。 　　理雅各一直力图通过译介中国经典来襄助当时在华的传教士。他认为“此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我们的传教士才能有充分的智慧获得长久可靠的结果。”同时他也承认“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体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才能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不是作为一位哲学家看中国，而是以哲学的眼光了解中国。中国对我来说是个伟大的故事，我渴望理解其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形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理雅各翻译《孟子》及其他中国经典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帮助在华传教士们更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他的译介不只是让传教士们知道“中国经典”，更是为了帮助他们全面、准确地了解蕴含在“经典”中的中国文化、哲学和伦理。因此，他采取了全译的方法翻译“中国经典”，他将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国经典”从内容、形式到风格都“完整”地转换、呈现了出来。 　　理雅各的《孟子》译本全面而详尽，并附有长篇序言和详细注释。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风格，都是对原文“完成完整”的再现，“他为传教士和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研习者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2　多布森的教师身份与变译 　　多布森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中国古代语法的教授，在近二十年的《孟子》教学中，多布森从他的学生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一般读者阅读和理解《孟子》之难。然而，他却希望能将自己从《孟子》中得到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他在译本的序言中曾写道：“我从《孟子》这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许多快乐，我一直试着将这些快乐传递给我的学生，但我也希望能将这种快乐与更大范围的人分享”。 　　正是因为在教学中遇到学生的理解困难，同时也希望更多的读者懂得《孟子》，多布森意识到典籍翻译不能只是文字转换，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读者群而进行翻译。作为教师，他完全懂得“深入浅出”之道，因此，他没有采用典籍翻译中被广泛使用的全译之法，而是大胆采用变译之策。 　　他根据自己对文句和内容的理解，删除了诸多原文文句，提取了精华进行翻译，并适当地加上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最后将全文按不同主题重新归类，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他曾言：“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的读者，或不熟悉中国作者的读者，能理解《孟子》的内容。” 　　因此，我们说多布森的教师身份让他看到了翻译中的另一种使命――以读者为中心，这种使命最终促成了他选择变译来译介《孟子》。 　　 　　二、“全”与“精”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