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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需细化具体行动的方案 　　4月22日，《巴黎协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署。在当天举行的高级别签署仪式上，175个国家签署了协定。这一数字创下一天当中签署一项国际协定国家数量纪录。 　　去年年末，近200个国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这是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多年“博弈”后产生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根据程序，各国签署协议后，须使其在国内得到接受或批准。 　　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并代表中国签署协定。这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未来气候变化做出的重要承诺。 　　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对处于经济放缓之际的中国来说，是难以平衡的麻烦还是经济转型的助力？日前，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执行副主席马尼希?巴布纳（Manish Bapna）在北京就气候变化议题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专访。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世界资源研究所长期在中国大陆开展多个项目，并于2008年在北京设立其中国办公室，着重推进一系列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政策建议。 　　谈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发展前景，巴布纳信心十足道：“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坚持绿色和低碳发展充分表明，中国正在向清洁低碳的经济模式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对践行国际承诺意义重大，也标志着整个世界即将迎来一个更为可持续而绿色的未来。” 　　中国有望提前实现承诺 　　记者：随着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议题，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改进政策来控制碳排放。但目前来看，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你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巴布纳：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成绩。八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谈论气候变化，但如今，人人都在谈论。 　　我认为，中国通过一些有效方式控制住了碳排放强度，向世界展现出中国能在减少排放量的同时发展经济。比如，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并成为世界范围内对清洁能源投资最大的国家。再比如低碳城市项目，目前中国已有11个省市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这些均是中国展示其领导力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动作。 　　相比十年前，如今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4%，在能源市场上对非化石燃料的消费量也从2013年的9.8%上升到了2014年的11.2%。但如你所说，中国仍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人均碳排放水平上也远高过欧洲国家，所以中国要做的仍有很多。 　　记者：近五年来，你的团队在中国做了很多研究和推动工作。据你们评估，中国想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可能性大么？ 　　巴布纳：在我看来，想实现这些目标当然不容易，但也没有那么困难。中国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 　　从更微观的层面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逐步放缓到更加可控的速度――每年6.5%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其经济模式正在重新平衡中，将来或会出现更多的服务业，更多的消费，更少的国外投资，物价也会降低。这些也会带来能源消费的重新调整。综合上述原因，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在2025年就提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记者：你提到，中国有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力政策，比如中国政府正在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发展绿色经济。但想要最终实现，地方的执行力不可或缺。在你看来，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些政策上的表现如何？ 　　巴布纳：地方政府的执行相当重要，同时也富有挑战。我们看到中国一些省份和城市正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改善环境，比如刚才提到的碳排放计划，一些试点城市承诺在早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真正有带动性的举措，但这些还不够。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更多城市参加承诺并付诸努力。 　　其中的重要一环是，如何让城市的行动变得更为透明、可靠。我一直强调，环保议题更多地是一项政府管理议题，而非经济或者财政议题。如何能让管理在其中发挥作用，让各省市都能采取有效行动，显得至关重要。 2012年国家/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前20名 　　记者：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经济成本吗？ 　　巴布纳：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多数人并不太理解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比不采取行动的成本要高。所以我承认，其中一部分困难的确是经济上的问题。但另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上的问题――即使你知道经济上是有益可行的，也会因为既得利益而不愿采取行动。既得利益者从现有的模式中获益，所以会拒绝改变。所以除了政治上的领导力，还需具备建立制度的能力，这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地实施，而这并不简单。所以我说的困难主要来自这三方面：让经济运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制定；以及有效的制度来实施具体的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助力中国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