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改革文学再的思考.docVIP

当代的改革文学再的思考 　　摘 要：改革文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它依赖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应运而生，既为改革开放推波助澜，又丰富了我们的当代文坛。作家们欲以文学形式表现改革主题，但又对经济改革不甚了了，且惯常于旧的思维模式，从而有负于改革文学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改革文学 改革开放 传统心理 伤痕文学 预演 　　改革开放已在我国推进30多年，3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痕。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看一看改革开放这一政治主题在文学中的表现。 　　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作品写的是工业战线上的改革。此时，中国的历史已由“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农业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情势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应运而生，引起的社会效应的轰动性是可想而知的。自从出现乔光朴这个人物形象之后，我国的文学画廊里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开拓者家族。他们大胆、泼辣，不怕困难，勇于开拓，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也成为时代的骄子。依赖有《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和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与鼓舞，蒋子龙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改革小说：《开拓者》《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因由蒋子龙的开拓，“改革文学”一时蔚为壮观，成气候者例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三千万》和《新星》，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和《鸡窝洼人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邵振国的《麦客》和《祁连人》，张炜的《秋天的思索》和《古船》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工农业战线上的改革。 　　通观这个时期的“改革”小说，有的作品名曰“改革”，实则是对“文革”的一种感情上的质疑与否定，对旧的专制体制弊端的批判，对不堪回首的岁月的血泪控诉，因此，这类作品是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相胶着的文本[1]。有的作品，例如柯云路的《新星》，通过古陵县的改革，表现了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的尖锐冲突。这部作品没有冲出“清官”形象的模式——一个陈旧的理想模式[2]，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清官的作为。这是改革文学的根本缺陷，当然也是历史性的局限。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前者着重讲述前朝后代的历史，后者侧重官场的争斗，真正涉及到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地方很少。因此，这类作品与其说是改革小说，毋宁说是官场小说，抑或政治小说。有的作品，例如邵振国的《祁连人》，写的是改革，但是，读者读了《祁连人》之后，却感到作家对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还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例如，作品中主人公陈望成在新时期与过去决裂，与传统周旋，但传统的文化心理却制约着作家，制约着作品的境界。陈望成在上台伊始导演了一个“摘钟赏钱”的戏剧，这样，他的威信大增。这不禁使笔者想到了《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的商鞅上台伊始所导演的“移木赏银”的故事。《祁连人》中的故事无疑是从《史记·商君列传》中脱胎而来的。由此便埋下了对“权力”崇拜与畏惧的种子。商鞅的法家治国与我们今天的以法（法制）治国并不完全一致。其实，法家推行的是在加强王权的条件下，用严刑峻法强化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机器。法家的法制带来个人更大的权威，对“权力”与“法”的畏惧与崇拜构成法家治国的中心内容。他们是言出法随，而不是据法而言。无论是现代的“摘钟赏钱”，抑或是古代的“移木赏银”都是与商品经济的规律背道而驰的。陈望成的魄力和才能及他的头角峥嵘的个性都和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力以及个人意志密切相联。他大权独揽，与昔日的对手李万均较量，大义灭亲撤消了自己大哥的职务，并且准备和血肉相连的村民分道扬镳，一切大事都是他一人定调。在陈望成向传统挑战、与陈规蹈矩离异之时，却在事世的治理上向传统靠拢、向陈规蹈矩亲近，因为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商品经济。他只有而且无可选择地向传统的宝库中寻找武器。笔者认为，并不是赚了一些钱便是真正的改革家了。他是否能成为一个改革家，不仅取决于社会环境的诸多条件，而且也取决于他能否战胜自己，他能否从狭隘的小农意识、人身依附中挣脱出来，完成由双重人格向独立人格的过渡。邵振国笔下的陈望成只是向传统环境开战，并没有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让全新的商品经济观念向旧的小农意识开战。他最后的良心发现，给这个村庄居民开的过好日子的药方是让众多的大婶子、大妹子都穿上条绒褂子。这是现实的，同时又是小农的。这个“都穿上条绒褂子”的现代化决不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代化，而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极端贫困的现代化，这也是小农眼光下的现代化。这个结尾表现了作家在社会巨变面前的困惑，他用传统的道德良心来预见未来的灿烂美景，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