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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地方税的体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集约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目前地方税制建设相对滞后，税种设置不尽合理、收入规模相对偏小、地方政府税收管理权相对有限，改革地方税收体制势在必行。现就构建我国地方税体系提出几点建议。 　　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 　　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控了相当一部分的财政收入，避免了原有收入分配机制下对地方政府征税努力的依赖。但是，这种财政分配体制也带来如下问题： 　　首先，共享税收入过高，分税制变相沦为财政分成机制。地方政府因此缺乏税收自主权，不能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税收政策，征税努力也相对减少。 　　其次，地方财力与事权严重不匹配。地方政府除了承担教育、养老、医疗等传统政府职能外，还要承担经济建设职能，导致财政支出急剧扩大。分税制划定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远不能满足其财政支出的需求。针对这一收入缺口而实行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基本采用“基数法”为主，因素法为辅的办法来确定，无法实现一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还带来严重的效率损耗。 　　第三，催生形式多样的非税收入和地方债务危机。税收收入的不足和财政支出的迫切压力，客观上刺激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在税收政策之外寻求非税收入，特别是土地财政收入。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债意愿与举债约束大为失衡，地方债务危机凸显。 　　第四，地方税制建构严重滞后。现行地方税制体系不健全，缺乏主体税种，连筹集地方所需的财政资金的基本功能都难以保证，更无从提及利用税种之间的科学搭配实现调控经济的作用了。分税制理论下地方税制度配置应当发挥的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固有的信息优势和征管激励，也都无法充分实现。 　　最后，现有的地方税制无法适应当前生态文明保护理念的要求。一方面，现行税制没有从预防的角度开征污染产品税、一般环境税，没有体现引导整个社会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崇尚资源节约、强调生态保护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现行税制一味配合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导致有条件的地方搞经济发展，没条件的地方也要创造条件盲目搞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破坏性开发，导致生态、环境、资源全面恶化。 　　建议： 　　当前，应立足于保持既有财政格局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税体系。建议如下： 　　（一）继续保留营业税作为地方税体系主体税种之一 　　首先，对改革没有明显效益的行业应当继续征收营业税。如餐饮、娱乐行业，改征增值税获取的效益并不显著，而改革的成本可能很高。其次，对不动产行业需要继续征收营业税。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不动产交易行业高额的行业利润，现阶段改征增值税而予以减税并不合理，反而需加税予以调控。第三，对金融服务业应当继续征收营业税。金融服务的收费水平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导致对金融服务征收增值税在征管上存在巨大的难题。同时我国金融业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基于高准入门槛保护、特殊的存款利率管制政策下的基本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并没有减税的必要。 　　（二）改革共享税，将所得税变更为地方税 　　就改革方案而言，应当将增值税全部划归于中央税，所得税全部归给地方税。目前增值税收入中央和地方按75%与25%分成，“营改增”后新的增值税收入则全归地方，造成一个税种存在多种分配办法，不仅不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征管努力，而且还带来管理的繁琐和操作上的混乱，这种现状迫切需要加以改变。现行企业所得税由国地税分别管理，实践中相互争税、重复征税现象时有发生。将企业所得税全部划归地方税务部门征管，有助于解决国地税两个部门在所得税征管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权限不清和国地税征管强度差异的问题，有助于实现税负公平。同时将所得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地方政府会更加关注辖区内企业的质量而不是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相吻合。从收入的特点看，所得税收入增长潜力大，增值税收入增长稳定。将增长稳定的税收收入归给中央政府，符合中央政府避险的要求；将有增长空间的税种归给地方政府，从而给予地方政府正向激励。从全国的数据分析，置换后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基本不变，符合税制改革“两稳定”的基本要求。 　　（三）将消费税改造为地方税体系层面的一般消费税 　　为了更多的发挥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和信息方面的功能，建议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权，可以将现有的特别消费税改造为地方税层面的一般消费税。具体方案如下：一方面是在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的前提下，将消费税税目扩大到一般商品，将一般商品降低的增值税税负转化为在零售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另一方面，对原有既征收消费税又征收增值税的商品，将其改革后降低的增值税税负和原有的消费税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