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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之的思考 　　自白在揭露案件事实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每当重大案件发生后，被追诉人的自白总是能够吸引许多媒体、民众的关注。尽管在现代法治理念中，被告人的供述不作为最终定案的唯一证据，我国立法也认为，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不得定罪处罚，可是，由于自白在证明犯罪事实中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其证据地位仍然不可动摇。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白均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因为不是所有的自白都具备证据能力，因此，自白是否具备“任意性” 显得尤其关键。所以，需要确立一项规则来判断自白的“任意性” 。 　　一、概述 　　自白任意性规则最早确立在英国，史称“考门罗原则”。 自白任意性规则，即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所以其在本质上是属于证据的排除规则，其要求凡是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并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因此，所谓自白任意性规则，其含义是指把陈述作为证据使用应当以陈述人的自愿陈述为条件，不具备这一条件时应在法庭审判中予以排除。所谓任意性是指陈述人的意志自由，它应当如何陈述是任意的、不受外部力量干预的。 　　自白在揭露案件事实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每当重大案件发生后，被追诉人的自白总是能够吸引许多媒体、民众的关注。尽管在现代法治理念中，被告人的供述不作为最终定案的唯一证据，我国立法也认为，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不得定罪处罚，可是，由于自白在证明犯罪事实中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其证据地位仍然不可动摇。而“自白”一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很少出现，并不是说我国没有确立这一证据种类，可是这起码反映了我国立法在自白规则领域相对落后。尤其是在出现了“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之后，我们更应当要合理借鉴国外在自白任意性规则方面的先进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合适的均衡，建立符合我国现状的自白任意性规则，并尽早在立法上明确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精髓。 　　二、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立法脉络和反思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规定着重从正面强调收集证据（包括自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然而，对于采用非法方法或违法程序获得的证据有无法律效力以及司法机关能否用其作为指控、制裁犯罪的证据等一连串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相反，无论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还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都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样的规定似乎一直在暗示，规定本身并不排斥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自白。 　　尽管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以及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1款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但是，笔者并不认为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填补了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取舍规范上的空白。理由有二：一是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两高”的解释有超越立法权限的嫌疑；二是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两高”司法解释只能停留在形式层面。 　　实际上我国立法一直回避了非法自白的取舍问题，体现出对非法证据价值取向上的单一性，也就是强调客观真实，把控制犯罪作为唯一的、绝对的或主要的诉讼价值目标。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立法本身的不明确，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大量非法获取的证据被轻易采纳，即使在取证过程中侵犯了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也难以得到纠正。比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侦查、起诉或第一审程序中存在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的情形，要审查其是否有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如果不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则维持原判。至于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的问题，法律却不予规定。只有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才构成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理由。” 　　再具体到口供证据，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一般也是高度信任的，法律上对于供述的采信很少作出规定和限制。1996年《刑事诉讼法》除了第43条的简单规定之外，对口供证据能力进行审查的规定几乎为零。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在很大程度上与侦查人员“由供到证”的侦查取证思路有直接的关系。同时由于“毒树之果”的问题一直存在，使得实践中的“非法取供”演变为“非法取证”。 　　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