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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行为的研究 　　摘要：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需之策，新型城镇化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农民集中居住行为及农民集中居住区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文章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个案，将其置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框架内，考察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民集中居住行为之行动逻辑及农民集中居住区之运行机制。首先，由于农民一国家关系延续使得实践中的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表现为“脱身不脱根”；其次，“脱身不脱根”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委员会“缺位”、业主委员会“缺场”及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使得农民与社区关系呈现“半嵌入”状态：最后，基于“?o主体熟人社会”及“半熟人社会”概念，文章将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脱身不脱根”与“半嵌入”辩证作用的社区运作逻辑称之为“无主体半熟人社会”。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连续统一体”；农民集中居住；“无主体半熟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053-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06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是以政府主导、产业投资驱动、低成本、外延式扩展的“物的城镇化”向以农村人口市民化为核心要务的“人的城镇化”转变为特征，因此，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使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政界和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已基本达成共识：鉴于中国城镇化任务艰巨、区域发展不平衡、转移人口总量庞大等基本国情，积极推进“就近城镇化”，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在转移人口、推动就业中的作用，才能解决大城市“城市病”、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当前，各地关于“就近城镇化”的实现路径仍处于探索阶段。正是基于“就近城镇化”在各地存在不同推进模式，尤其自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各地频频出现土地集中整治现象，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他们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撤村并居”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撤村并居”进程中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撤并村庄”过程中“行政社会”实践逻辑，“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与运营，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适应研究，城镇化进程中“过渡型社区”生成，转型与治理。上述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下述问题：“撤村并居”社区基本特征，“撤村并居”导致的社会问题及其成因，“撤村并居”社区运行机制及社区治理。虽然关于“撤村并居”现象及“村改居”社区研究已取得相对丰富的学术成果，但笔者认为，上述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第一，就理论框架而言，由于实践中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具有多样化特征，虽然各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背景，从不同视角展开了新型城镇化实现路径的研究，但缺乏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理论框架。第二，就研究范式而言，目前关于“撤村并居”现象研究都是将“村改居”社区视作一个独立的“孤岛”，一个带有浓浓“乡愁”、“亦城亦乡”的特殊聚落空间，具有很强的过渡性、复杂性、可塑性等特征，但这种“孤岛”分析范式切断了“村改居”社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联系，既未能很好地诠释其内部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也无法阐释“撤村并居”的运行机制及其实践逻辑。第三，就研究内容而言，既有研究缺乏对“人”的研究，作为社区生活主体，“人”往往成为“乡村一都市”二分框架的“傀儡”，这种二分框架无法展示作为主体的“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其与社会结构的良性互动。鉴于上述局限性，笔者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个案，将其置于“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 Rural Continuum）理论框架内，以社区主体――“人”及其社会行动为切入点，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个“被实践的空间”，即将其社会秩序视作实践主体行为的制度性后果，考察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民集中居住行为之行动逻辑，以及农民集中居住区之运行机制。 　　二、“脱身不脱根”：农民一国家关系延续 　　作为就近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及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人口聚集，即人口从村落向社区逐步聚集的过程。对村落而言，该过程导致作为生活空间的村落地域首先解体，农民集中异地居住后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