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占时期青岛礼贤中学的研究.docVIP

日占时期青岛礼贤中学的研究 　　 [摘 要]青岛在1914年-1922年和1937年-1945年期间处于日本占领时期。日本殖民者通过文化教育政策，对青岛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青岛礼贤中学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保持了一定的教育自主性，抵制奴化教育，为青岛教育界保留了一片净土。日占时期的青岛社会，生活困苦，物质匮乏，政治黑暗，在期间青岛礼贤中学办学条件恶劣，但仍坚持办学，在困境中求生。 　　 [关键词]日占时期;礼贤中学;教育文化政策;发展状况;师生生活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制定了雄霸世界的战略政策，将侵略中国作为其整个东亚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王朝海军，侵占旅顺，之后通过《马关条约》霸占了我国的台湾等岛屿，又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占领了青岛。 　　一、日占时期的教育文化政策 　　为了消磨中国人反抗意识，日占当局在占领青岛之后，加强对思想控制与文化灌输，企图通过奴化教育使学生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故此，日占当局设立了一系列的教育机构并加强教育领域的管理，“1914年11月，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民政署总务部下设学事系，设学事员5人，视学1人，事务官2人，职掌教育事务。”[1]1915年初，日占当局下令让因日德青岛战争而停课的学校复课，并要求将校名一律改为“公学堂”，推行日式教育，增加日语课程，采用专门编纂的教材，实施奴化归附教育。 　　1938年1月，日本开始对青岛的第二次统治。此次占领时期，日本采取扶植汉奸傀儡政府的方式，操纵控制青岛的大小事宜。在教育领域，日占当局一方面在1938年底通过傀儡政权召集“中日教育名流”，成立“学务委员会”，负责咨询各校预算及经营等事项。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1939年1月伪青岛特别市公署设青岛市教育局，下设3科1室，庶务科下设庶务、调查、人事3股;学务科下设特殊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3股;社会教育科下设体育、图书、教化3股。”[2]其中，伪教育局的副局长为日占当局派日本人担任，控制着教育的实权。日占当局还规定，各学校要设有教育指导官与专职的日语教师，由日本人担任，他们在学校中除本职职责之外，还要监督在校师生的思想动态。 　　日占当局通过以上的这些教育机构与人员，控制着青岛的教育实权，对在青岛的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在学校里推行亲日卖国的思想，企图将中国少年奴化为日本帝国国主义的二等臣民。 　　二、两次日占时期礼贤中学的发展状况 　　（一）第一次日占时期 　　日本占领青岛以后，德国军政人员被谴送回国。礼贤中学所属的同善教会为德国和瑞士两个基督教合办，碍于瑞士的中立国地位，日方无权接管礼贤中学，学校得以保全。礼贤中学创办者卫礼贤也凭借其传教士身份留在了青岛。 　　为避战乱，大量的居民逃离青岛。到1915年初，学校复课时教职员不足10人，学生仅有50余人，只恢复了中学部的教学。由于世界大战，汇兑不通，由欧洲教会支付的经费来源断绝，经费开支困难，礼贤书院处于惨淡经营的状况。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卫礼贤与校监劳乃宣，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同日占当局进行周旋，共克时难。1914年，中德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德华大学）停办，卫礼贤“‘请转中德政府将是年经费分润各校’，青岛礼贤书院实得‘四分之一’”。[3]全校教师爱校敬业，主动提出薪水减半，魏理慈、高孟贤两位老师，分文不取，全职奉献。除了礼贤师生艰难支持学校之外，青岛社会也对礼贤进行经费支持。1917年，礼贤“校款告磬，势将不支”，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因礼贤教学质量高，支持办学，“慨然借以私产”，以个人及商会的名义向学校进行捐款。[4] 　　1919年，实业家周学熙见礼贤书院经费困难，决定全面支持，将学校做为培养商业人才基地，定校名为礼贤甲种商业学校，学制三年。劳乃宣为监督，高孟贤为校长。至1921年，学校尚有教师10人，开设两个商科班，学生80人。[5]1923年，民族纺织业受到日本厂商的巨大冲击，周学熙因资金困难，无力支撑学校，甲种商业学校遂难以为继。 　　（二）第二次日占时期 　　1937年，日本借“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青岛地处华北重要战略地位，日本占领青岛成为必然之举。一时间人心惶惶，许多市民离开青岛南下，一时间车船票很紧张。许多学生随家长离开了青岛，部分有志教师奔赴大后方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年秋季学校开学时，学生人数减少了近百名。 　　1938年1月10日，日本军队在青岛登陆，扶植汉奸傀儡政权，青岛进入了第二次日占时期。日伪当局进行奴化教育，礼贤因其特殊的地位，多次变通日伪当局的奴化教育措施，成为青岛教育界的一块“净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青岛初期，宪兵队曾进校搜查，后由于日德结盟，德国是日本的同盟国，校方利用这一关系，在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