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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受贿罪若干问题对策的研究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各种形形色色的受贿案例不断见诸报端,大有屡禁不止,前“腐”后继之势。受贿犯罪的盛行,不仅助长了不正当竞争,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还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性。当前所指受贿罪已不仅仅包括财产性犯罪,还包括了非财产性犯罪,本文根据现今受贿罪发展趋势来分析当前主要受贿类型,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对策。 　　关键词:受贿罪;新问题;对策 　　一、我国当前受贿罪新动向 　　(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亲属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亲属受贿的概况 　　最高检正义网“贪官档案”公布的贪官中,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为81%;浙江和山东等纪检部门向新闻界披露,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湖南省近三年发生13件厅级干部受贿大案,其中12件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金额少则几百万元,高则达二千多万元。官员与亲属勾结受贿,以前也有,国外也有,但高达90%的比例,是近年受贿犯罪的主要特征。亲属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已经成为受贿的主要形式。此类受贿的手法是,由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为行贿人办事,亲属负责收受贿赂。 　　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亲属受贿的特征 　　其一,便利性: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空间上,都有较好的沟通条件,达成共同受贿故意比较方便。有时只需通过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二者之间既不要谈条件,也不必借助第三者,更不要借助复杂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嘴上功夫”;其二,封闭性:按辩证唯物主义的侦查观点,犯罪过程总会留下特定的痕迹,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再狡猾,也必然会留下共谋的蛛丝蚂迹,这就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可能。但是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不仅是隐晦的,而且是封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易及时处理,不易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其三,稳定性:基于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是特殊关系,一旦形成犯罪意图,就能比较稳定地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惯例,配合默契,并不因众多的受贿分子落网而恐惧而放弃。普通犯罪中,共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犯罪故意不可能稳定地存在,甚至犯罪集团之间的共同故意也难以达到这种稳定程度。 　　(二)性贿赂 　　1.“性贿赂”的概况 　　有关的调查显示:近年来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贪官贪色的比例几乎是100%,从贪色到腐败成了许多腐败分子的堕落轨迹,很多金钱难以“打通”的关节,美色则能统统“摆平”。“五毒书记”张二江任职期间,与100多个女人有不正当性关系,包括党政机关干部15名。一些靠权色交易赢得张二江欢心的干部中,7人得到提拔,两人的丈夫得到升迁,“张二江现象”被当地群众讥讽为“一夜春梦,终生受益”。但是,善良的人民在公审“五毒书记”过程中发现,因立法上的空白,张二江案最为引人关注的“性贿赂”问题却没有被提起公诉。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达到财物贿赂达不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有时甚至超过财物贿赂;“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征。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长安惠君受贿一案曝光,公众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这位女局长接受下属男警员“性贿赂”这一案情上,是否应将“性贿赂”纳入刑法惩处再次在法学界和司法界引起激烈的争论。 　　 2.“性贿赂”的特征 　　其一,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民众憎恨性。“性贿赂”手法卑劣,其杀伤力有时会超过财物贿赂。在“性贿赂”的袭击下,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通过权色交易,出卖了自己的职务廉洁性,破环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使公共活动轻易地偏离了理性的驾驭而听命于这种反理性的力量,即国家管理活动和有秩序的公务运动成了可以随意打破的无规则游戏。但事实上,其负面影响绝非于此,“性贿赂”犯罪会产生非常负面的连锁反应,长期的腐败贿赂会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致使公民法制观念的下降,公众对政府官员信任度的下降,进而动摇国民对公务的公正性的信赖,伴随着这些消极影响将会连带着整个社会呈“自由落体”式的下滑运动;其二,隐蔽性。司法实践表明,以权色交易的贿赂方式在实践中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以“性贿赂”形式所表现的权色交易的贿赂行为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故其对公务人员廉洁性和社会公权力的侵犯程度就呈现出更为严重之态势;其三,不可转让性。有专家指出,“性贿赂”中所涉及的“性”和人身属性不可分离,是人类的特有现象,不像财物那样具有可转让性。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