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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教对民问世俗生活的影响之探析 　　[摘要]与全盛时期相比，中国传统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在明代虽然进入衰落时期，但是却呈现出另一种特征，就是宗教的世俗化倾向。从这个角度说，明代的宗教对民间世俗生活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全面、细致和深刻。这一影响充分地反映在明代民间日常生活中流露的宗教情结上，体现在明代宗教仪式、宗教场所职能的世俗化和宗教语言的生活化等方面。 　　[关键词]明代宗教，世俗生活，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 B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32―05 　　 　　中国传统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在历史上经历了蓬勃发展后，在明代处于衰落时期。说它衰落，指的是从宗教的层面上说，明代的佛教和道教无论是在教义还是教团上都没有新的创建和发展，然而从世俗化层面上说，它对民间生活的影响却处于一个巅峰时期，正日渐地融入民间的世俗生活。宗教的信仰、宗教的意识和宗教的行为模式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这一影响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明代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生存，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明传承的了解与研究。 　　 　　一、明代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情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儒家思想的特点是人世，要求人们注重现实生活。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重视实实在在的利益，追求今生今世个人与家庭的安定、美满与和谐，这种思维定式决定了中国民间对宗教信仰现实主义的目的和虚幻主义的想象相结合的特征。明代时期，这种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民间，佛道的宗教宣传已从过去艰涩难通的教义理论的宣传转化为对救世观音、送生娘娘之类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神灵”的祈求及对高深莫测的宗教仪式的世俗的解释，并逐渐转化为一种宗教情结，至使佛道二教与民间百姓生活在很多方面几乎融为一体。其密切的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窥其概略。 　　 　　1、成为生活景观的众多的佛道寺观 　　明朝的佛道寺观遍布各地且名目繁多，除一般的寺院道观外，城内有城隍庙，地方有土地庙，出海打鱼有龙王庙、天妃宫，求医治病有药王庙等。这在各地方志及明人所著的小说中均有记载。如《万历黄岩县志》卷7载，该县共有寺观道院69所、庙40所。明人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虽然没有对当时北京的寺观数量进行直接记叙，但其记载“京师俗对”时，寺观名可任意拾来凑对，如臭水塘对晋山寺、金山寺对玉河桥等等，也说明了北京寺观众多的事实。明人所写的小说《金瓶梅》中描写的小小清河县，就有佛教道教的寺观共十五处之多。 　　这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寺观成为民间生活的独特景观，彰显出百姓的宗教情结。 　　 　　2、吃斋念佛 　　明代有许多不出家，但驾信神佛的人，他们常年吃斋念佛。原因大多与自身遭遇有关系，很多人是在遭受不幸后或生活的无奈后吃斋念佛的，吃斋念佛成了发泄和消散痛苦以求得心理平衡的心灵慰藉。如《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说，赫大卿之妻陆氏因为丈夫留恋声色、劝解反目，“领着三岁一个孩子喜儿，自在一间净室里持斋念佛，由他放荡”。此类描述在小说中并不少见。 　　 　　3、以佛道仪式追荐亡灵 　　明代宫廷在皇室成员(主要是帝、后)去世时及遇其忌辰，都会令僧道举行仪式超度追荐，方式有念经、敲钟及建斋设醮等。在民间，这类活动也广泛存在。朱元璋在《去教斋醮仪文序》中说：“军民之家，无有僧道难以送葬。”从小说的记载看，当时稍有点经济实力的人家，在死者丧日及“三七”“五七”之时都要请僧人、道士念经、做道场以追荐亡灵，目的是希望能赎死者生前的罪孽，使他的灵魂升天，不受阴间地狱之苦。如“三言”中《况太守断死孩儿》中写道，寡妇邵氏追念丈夫，在其夫死后十周年，“延七众僧人，做三昼夜功德”。这种作法，与其说超度死者，还不如说是安慰生者。 　　 　　4、求子和寄名 　　在明代的民间信仰中，司职生育之神，在佛教是观音菩萨；在道教则为碧霞元君。因而，许多地方的“娘娘庙”，既有观音菩萨，也有碧霞元君。当时，向佛道神祗求子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建庙，有的烧香，有的许“重塑金身”，有的施舍钱财，不一而足。明代长篇小说《玉娇梨》第一回写道，白太常无子，“夫人吴氏各处求神拜佛，烧香许愿，直到四十四上，方生得一个女儿”。 　　寄名是指子女出生后，父母为使其健康成长，而到寺观中为之寄托一个道名。《金瓶梅》第39回写道，李瓶儿、吴月娘因官哥“有些病痛儿的，要向那里讨个外名”，西门庆决定“寄名在吴道官庙里”。 　　求子和寄名，在现在看来，只有寻找精神寄托的功能，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所祈求的效果，但当时民间对此却确信不疑。寺观庙宇的“香火”得以兴盛，僧人、道士们也大得实惠。 　　 　　5、卜问凶吉 　　洪武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