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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幼教机构的研究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湖北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在此之前，中国儿童教育基本都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20世纪初，以湖北幼稚园的诞生为转折，中国近代幼教机构开始产生并逐步发展，中国儿童教育也逐渐学校化、机构化、社会化，幼教领域展现出新的面貌与风采。本文将以湖北幼稚园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推动力量、筹办始末、教育模式、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从而归纳出清末新政时期以湖北幼稚园为代表的幼教机构所共有的西学东渐的特点。 　　关键词：湖北幼稚园；张之洞；学习日本；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166-03 　　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其中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教育儿童的责任开始由家庭转向社会机构。湖北幼稚园――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的创办标志着儿童教育已然突破传统家庭教育的框架，代际间的文化传递方式也从家庭内部逐渐学校化、机构化、社会化。一方面，传统儿童教育的近代转型暗合了中国“家天下”崩溃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锋与碰撞，顺应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 　　一、更生的契机――清末幼教机构出现的社会背景分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着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且幼教方式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在家庭内部进行。直到20世纪，家庭式的儿童教育逐渐被各种社会幼教机构取代，幼教的责任也由家庭转嫁给社会。 　　（一）从“育婴堂”出发的社会育婴机构 　　育婴堂作为清代社会专业的慈善机构，主要负责把被遗弃的婴孩收入堂内，由社会承担起哺育的责任，使他们有所归依。“育婴堂”式的保育包含对收养婴孩必要的启蒙教育以及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择其秀者，教以读书写字，粗笨者，教之打草鞋，打绳索，编竹器篾篮，以及一切皆可以自食其力之事。”如此育婴堂初步具备了一些公共教育的社会功能。 　　然而育婴堂到底还是慈善性质，与教育性质的幼稚?@有明显差别。第一，育婴堂对入堂婴孩有严格的限制，只有“父母俱亡赤贫待毙者”才能被接受，富贵家庭不愿将子嗣送入堂中，而贫穷家庭则不能；第二，由于育婴堂里传授知识的多是雇佣的专职乳妇，受囿于乳妇自身的认知水平，她们很难对孩童进行系统有效的教导，故其在教育内容上与民间家庭教育并无区别；第三，由于清廷只将育婴事业作为标榜仁政的“道婆之政”，对育婴堂的关注也难免聊胜于无，再加上各地育婴堂长期受着经费来源不稳定的制约，因此难免时存时没。 　　（二）传教士来华办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凭借《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获得的在华居住和自由设立学校的特权，开始创办各种学校。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统计，当时外国在中国设的幼教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作者注）六所，学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 　　教会幼儿园采用福禄贝尔教育法，十分注重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并且十分注重游戏、恩物的意义与价值。传教士还通过出版儿童报刊来启迪儿童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当时的儿童报刊如《小孩月报》《福幼报》等都相当有影响力。 　　所以，尽管教会幼儿园只是来华传教士传教布道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其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注意培养儿童实际操作能力的理念，严重冲击了中国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这也使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儿童教育科学化的道路。 　　（三）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推动 　　最早倡导儿童公育思想的是康有为。康在1844年写《礼运注》时提出“人人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后他又在《大同书》中首次设想了从胎教到学前教育的完整的儿童公育体系：“自三岁至五岁入”慈幼院，“以其（女保）代为众母，非其子而抚之如子”。 　　追随康有为儿童公育思想的是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末，梁启超在《论幼学》中明确表示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然此时的梁启超虽关注幼学，但幼教观念仅局限在批判传统儿童教育“惟苦口呆读”上，丝毫未提及设立幼稚园。待其变法失败东渡日本，梁的幼教思想便打破了原先局限在家庭教育范畴内谈论幼学的束缚。1902年梁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明确表示学龄前儿童应入幼稚园学习两年。梁启超由家庭教育向儿童公育思想的转变可谓当时有识之士幼学思想转变的一大典型。 　　同时代的罗振玉也有此想。1901年罗振玉在《教育私议》中提出“至婴儿于未就傅之岁，宜设幼稚园，选保姆保育之，导以运动、游戏、歌曲等，以长养其身体而户牖其智慧。”次年又在《学制私议》上进一步估测“将来必立幼稚园，以三岁至五岁为保育年限。” 　　由此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儿童公育思想已然浮出水面。在他们的有心推动下，中国幼教机构的创办势在必行。 　　二、陈格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