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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诉讼中被告财产管辖权适用问题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3-0050-07 　　关键词：涉外民事诉讼；被告财产管辖权；准对物管辖权；过度管辖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对无条件的被告财产管辖权作出了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亦遵循此规定。但被告财产管辖权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是极具争议的问题，经常被打上过度管辖的烙印。德国法与美国法对其都经历了从传统上完全承认到逐步进行限制的演变过程，而欧盟布鲁塞尔体系则是从一开始就予以禁止。从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的现实状况出发，我国应结合原、被告利益的平衡与涉外判决执行的需要，保留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规则，并可视情况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定或说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民商事交往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大量的国际民商事纠纷随之而来，而处理这些涉外民商事纠纷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受诉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与确立国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不同，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立，不仅体现一个国家司法主权在国际社会中的维护和便利当事人诉讼的观念，也关系到争议实体问题的解决和判决在域外的承认与执行。在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确立的标准中，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它是指如果被告在法院所在国无住所或居所，但只要他在该国领域内拥有可供扣押的财产，该财产所在地法院就可据此对其行使管辖权，而不管该项财产与被告的诉讼有无关系）一直颇受争议。 　　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因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但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可由“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此条规定就属于无条件的被告财产管辖权。一些国家和学者认为将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纳入被告财产管辖权依据的规定过于严苛，是不合理且不公正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民商事纠纷，我国目前的管辖权规则是否过度抑或不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我国有关被告财产管辖权运用标准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分析，在借鉴与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被告财产管辖权的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被告财产管辖权适用等条款有所裨益。 　　一、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外民事诉讼被告财产管辖权的适用现状 　　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虽经多次修改但均无大的变化，对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的适用也没有作具体的解释和限制。通过对适用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行使管辖权的案件分析可知，我国法院适用这一因素确立管辖权的频次虽是很高的，但大部分法院并不重视对可供扣押财产的说明，也不考虑可供扣押财产价值的大小。例如，在“绍兴巨豪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那什?由色夫买卖合同纠纷案”（[2014]绍柯商外初字第113号）中，被告由色夫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色夫那什贸易有限公司在浙江省绍兴市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因未履行保证合同被原告诉至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法院在判决书中仅写道：“那什?由色夫可供扣押财产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境内，属于本院的管辖范围，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而对于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具体为何物及其价值大小则只字未提。又如，“株式会社海眼综合建筑师事务所、金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江阴金晟大酒店有限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案”（[2012]民提字第182号）中，法院认为被告金诚公司在江苏省江阴市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该财产所在地法院，因而享有管辖权，但对案中的财产也未作说明。案件统计分析表明，除少数案件外，判决中对可供扣押财产的价值、金额等信息均未进行说明，即使个别有说明的也很笼统，并且这些案件中大部分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与案件本身并没有关系。[1] 　　除此之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的6种特殊地域管辖中还包括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管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时也会发生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管辖与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管辖竞合的情形，如“中国地震学会诉方克?虐浮保?[2004]武民商外初字第48号），被告在内地有可供扣押的房产，同时该房产也是被告用来偿还债务的标的物。在?@种情况下，法院一般应将这两种管辖依据均作为确立管辖权的根据一并说明，但该案中法院仅以“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作为自己行使管辖权的依据。 　　对我国法院适用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的案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在实践中的态度是不论可供扣押的财产与案件有无关系，也不论财产价值的大小，都能够确定管辖权。这是与我国法律规定相一致的，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本身并没有对可供扣押的财产作出任何具体要求，仅仅要求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存在这一事实即可。这虽在实践中能方便操作，但也容易招来过度管辖的质疑。 　　二、国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