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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社会保障的研究 　　[摘 要]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与研究未针对特殊儿童专门展开并面临立法缺位，家庭抚养困境集中体现在医疗与教育方面，机构抚养中政府处于完全主导地位，非政府组织地位尴尬。而西方国家针对儿童包括特殊儿童的社会保障分类仔细，立法丰富，机构健全，实施细腻。美、英等国家的“补救型模式”较多地强调市场作用和家庭保障作用，德、法等国家则采用强调国家作用的“普救型模式”，比较而言，建议借鉴美英模式，在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保障待遇外，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弱势群体，这对于特殊儿童的社会保障更具优势。 　　[关键词]特殊儿童；社会保障；照管；非政府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86 ― 02 　　大法官Butler Sloss在《Cleveland需求报告》中陈述到，“儿童是人，不是物品”。同样，特殊儿童也是人，不仅仅是我们照管的对象，也是拥有自身权利和自身文化的社会行动者。满足特殊儿童的生理及情感需要，并为他们主动、积极地参与自身事务及社会活动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是一个文明社会应尽的责任。随着各国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接受，儿童权利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特殊儿童有特殊的社会保障需要，该需要在正常社会系统中无法得到全部满足，因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除了要满足保障对象的普遍需求外，还必须针对特殊儿童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境提出特殊制度安排与保障方案。 　　一、特殊儿童的年龄界定与范围 　　（一）关于儿童的年龄界定，目前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对儿童的年龄范围采用不同的划分标准，医学界是以0-14岁儿童作为儿科研究对象，而心理学领域则普遍认为0-12岁为儿童，在《联合国儿童权益保护公约》中，儿童指的是“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 不仅如此，各国国内立法也与联合国公约缺乏一致，如美国将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作为“儿童”，西方国家一般是指12周岁或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儿童”为“较幼小的未成年人”，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18周岁以下的人为未成年人。因此沿袭我国法律传统以及公众认知，建议以14周岁作为界定儿童的年龄上限。 　　（二）特殊儿童的范围，我国长期以来将特殊儿童狭义地理解为残疾儿童，目前广义的理解是“与正常儿童在各方面有显著差异的各类儿童”，差异可能表现在智力、感官、情绪、肢体、行为或言语等方面，由此可能使特殊儿童的范围扩展到天才儿童等颠覆我们认知的领域。 　　二、我国特殊儿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困境 　　（一）特殊儿童社会保障立法缺位。目前我国关于特殊儿童的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尚未出台，相关社会保障主要由《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收养法》等法律以及民政部颁布的一系列行政规章构成，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统一协调。与此对应，特殊儿童的行政管理权分散于民政部、教育部、妇联及司法等诸多部门，全国统管特殊儿童福利机构缺失。 　　（二）家庭抚养中特殊儿童医疗及教育保障严重不足。目前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儿童只能依照户籍状况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或是新型农村医疗保险，而这样的普救型保障对于需要经常就医以及进行康复训练的残障儿童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残疾人联合会对残疾儿童及家庭给予一定的物质救济，也有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将一些儿童常见的致残疾病列入大病范畴给予救济，但毕竟病种有限，救济人群有限。教育方面，目前我国的特教学校主要针对部分感官障碍以及语言障碍的儿童展开，而多数轻度残疾、学习困难及天才儿童则面临教育困境，进入特教学校意味着儿童及其家庭将与主流社会脱离，而在普通学校又难以得到特别辅助，儿童常常受到挤压与歧视。 　　（三）机构抚养中特殊儿童福利机构设置及运行缺陷。 我国政府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政局管理的儿童福利院，包括独立儿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中的儿童部、养老院中的儿童部，目前共约800余家，这些机构专门负责孤儿群体的国家养育。二是政府教育部门管理的特殊教育学校，约1000余所，主要为盲、聋哑、智力轻度残疾儿童提供基础教育以及技能培养。机构抚养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儿童福利机构保障水平不高。缺少专业的护理康复人员和教师；性别比例差距较大，忽略了男性在特殊儿童教育中的地位；同时，工作人员与被照顾特殊儿童比例偏低，目前我国福利机构工作人员与被照顾的儿童比例是1：5，而这一比例在社会保障充分的国家为1：1。 　　2.运行机制单一，传统的封闭式办院阻碍了其发展，孤残儿童主要以集体式院内照料为主，缺少流动交流，也忽略了儿童个性化的培养，造成情感世界的盲区，不能使这些孤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