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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险性实证的研究 　　摘 要 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措施，同时，由于它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也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因而，法律对逮捕的适用规定了极为严格的条件。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够罪即捕”思想还根深蒂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转变执法理念，深入贯彻实施新刑诉法，严格把握侦查监督工作中“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作为逮捕的法定条件之一，对社会危险性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开展“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关键词 社会危险性 逮捕条件 够罪即捕 合理怀疑 证明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1我国逮捕条件的适用现状 　　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措施，但同时，由于它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也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因而，法律对逮捕的适用规定了极为严格的条件。丹宁勋爵指出：“每一个社会均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些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些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往往有着根深蒂固的“够罪即捕”思想，在强制性措施的适用上呈现出了“羁押为主，取保为辅”的现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在日常的审查逮捕工作中，我们应努力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转变执法理念，从思想深处彻底摒弃“够罪即捕”、“以捕促侦”、“方便诉讼”等观念，深入贯彻实施新刑诉法，严格把握侦查监督工作中“逮捕必要性的审查”。 　　2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方法 　　学理上，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总结为证据条件、罪责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作为逮捕的法定条件之一，对社会危险性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开展“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笔者认为，评判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社会危险性，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2.1合理怀疑标准 　　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曾提到：“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推测”，并非是立法不完善，立法者有意让执行者无法直接对号入座，而是因为在日常的审查逮捕工作中，每一起刑事犯罪案件都可能存在社会危险性的隐患，逮捕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而非等实际损害后果发生之后再去处理。因此，在审查中，承办检察官都难以肯定一定会发生社会危险或一定不会发生社会危险，而只是对“社会危险性”进行“可能性推测”。 　　当然，这种可能性的推测，不能是毫无依据的，必须是基于一定事实和理由的“合理怀疑”。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指出：“似乎有逮捕的理由，但又似乎不属于必须逮捕的事情时，就是没有逮捕的必要。”通俗地说，是指是否对犯罪嫌疑人作出逮捕决定，承办检察官首先需要分析判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危险，其次，分析判断发生社会危险的可能性到底多大，最后，得出上述种种分析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2.2主客观结合 　　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去考察和把握。主观上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个性特征、犯罪性质、认罪态度、犯罪习性等；客观上指案发前后表现出的迹象，如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某种犯罪等。 　　如我院办理的王某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案，承办人员经审查发现，面对当场扣押的收据和照片、被害人杨某的陈述、岳某等多名证人的证言等不利证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仍百般狡辩。鉴于此，我院要求公安机关通过扣押的笔记本电脑登陆王某的QQ及邮箱，提取王某与岳某的网上聊天记录以及往来邮件等电子证据。经过补充侦查，获得的聊天记录进一步印证了岳某要求王某为其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证言，而王某邮箱里的数码照片正是岳某，且与在王某暂住地扣押的证件照片一致。据此，我院认为，虽然王某拒不承认犯罪事实，但提取的电子证据与相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实王某伪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事实，遂依法对王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2.3综合分析 　　承办检察官在审查逮捕案件时，不能简单地阅卷式审查，而要综合案件事实、是否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侦查活动是否违法等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分析，必要时注意听取律师的意见。 　　如我院办理的一起李某一、李某二涉嫌诈骗案，承办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二犯罪嫌疑人同时辩称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部分不是事实，对第一笔交易过程，公安机关对二犯罪嫌疑人所作的讯问材料中均无记载，第二笔涉嫌诈骗的供述也与原先供述有所出入。问李某一为什么不如实供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