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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的体系 　　2月25日—3月24日，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河北组在石家庄鹿泉市和衡水桃城区开展调研，共走访了8个乡镇、16个村，召开了22次座谈会，发放了219份调查问卷。围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针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问题，详细了解了普通农户的种粮意向和生产情况，认真听取了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负责人对国家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和基层干部深入交换了看法，收获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像河北这样的小麦玉米主产区，大部分兼业农民仍然愿意种粮，只要社会化服务跟得上，粮食生产就有保障，推进规模经营应当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城镇化规律 　　河北是我国粮食主产省之一，今年全省小麦播种面积3627万亩，比上年增加21万亩。所调研的村，粮食播种面积都比较稳定，农民虽然大多在本地务工，但普遍仍在种粮，小麦和玉米亩产都稳定在1000斤左右。 　　种粮不赚钱，农民还选择继续种粮，主要有以下考虑：一是满足口粮需要。“种粮食起码自己吃饭不用愁了”。二是种粮心里踏实。粮食比钞票更有安全感和满足感，对于就业不稳定和年老的人来说，种粮还能获得成就感和尊严感。三是现在种粮省事省力。机械化程度高，“捎带着就把地种了。”四是种经济作物成本高、风险大。种菜种果投入高、需要专门知识，而且一遭灾就血本无归。五是给别人种不放心。如果流转给企业，一旦企业亏损，就拿不到流转费了；如果企业拿地来挖池塘或硬化，要复耕都很难。六是流转不合算。农民自己种一亩地能赚1000元，希望流转费也高于1000元，而种粮大户只能给600元。总的来说，很多农民对土地仍有强烈的依恋心理，不愿轻易离开土地；中老年农民不能稳定外出就业，务农收入还是重要收入来源，所以对土地看得比较重，不愿承担土地流转风险。这两种因素决定了中老年农民不会完全放弃耕种土地，至少在他们还具备劳动能力的这段时期，家庭经营仍将是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方式。 　　适应这种情况，一方面，今后要加快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对于小麦玉米主产区，只要社会化服务跟得上，农民兼业未必会影响粮食生产。在农民不愿流转土地和不适宜推进规模经营的地方，应当加快培育农机作业、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并逐步发展耕种收全程托管服务。另一方面，推进规模经营要尊重农民意愿和城镇化发展规律。如果强行推动土地流转，或者会因流转费过低损害农民利益，或者会因流转费过高导致种粮无利可图，引起土地“非粮化”。因此发展规模经营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不能搞行政推动。要尊重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坚持流转自愿原则，不宜对规模经营定指标、下任务，不能让农民“被规模”。二是要顺应城镇化进程，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发展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民稳定外出就业。随着城镇化向前推进，规模经营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种粮大户虽然能取得规模收益，但经营风险很大，并且受到工商资本的挤压，必须加以扶持，否则也可能出现“非粮化”现象 　　种粮大户依靠规模经营虽然能获得较高收入，但实际上亩均收益并不高。如鹿泉市种粮大户正常年份亩均收入约为1000元，扣除每亩600斤小麦的流转费后，亩均纯收入只有约300元，远低于普通农户。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种粮大户更容易亏损。普通农户受灾后靠积蓄或亲朋帮助就可实现再生产，种粮大户受灾规模大，更难筹措资金恢复生产。此外，工商资本为了租到集中连片的土地，会提高流转费，如桃城区达每亩1200斤小麦，导致当地农民对流转费的预期普遍提高，而种粮大户能承担的租金有限，很难租到土地。工商资本对种粮大户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尽快对种粮大户进行扶持，一些大户可能会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还有一些大户可能会改种高效作物。鹿泉市山尹村镇种粮大户郝凤仪就因去年小麦减产没赚钱，今年把地全部退回去，不再种粮；天阳种植合作社则因种粮效益低而把部分耕地改种了蔬菜。“非粮化”倾向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然现象，不仅存在于工商资本，也存在于种粮大户。只有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提高种粮比较效益，才能根本遏制“非粮化”现象。 　　目前种粮大户面临的困难有：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侵蚀种粮收益；天气变化难以把握，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低；缺少晾晒储存场所，粮食烘干机价格太高；流动资金匮乏，银行不愿贷款。 　　为此建议出台以下政策：一是给予专项补贴。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大户，按经营面积给予补贴，这是提高种粮效益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鹿泉就对流转100亩以上的大户，按每亩1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效果很好。二是推出保额更高的保险产品。由省级农业部门和保险公司协商，在现有粮食作物保险基础上，推出保险金额更高、责任范围更宽的产品，增加的保费由中央、省财政和大户共同分担。三是完善晾晒烘干扶持政策。对粮食晾晒储存场所，适当放宽附属设施用地规模限制，不再要求“占一补一”，不计入耕地减少考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