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广东的模式”.docVIP

究竟什么是“广东的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特区模式”的延伸，“广东模式”不断成为人们谈论改革路径时热议的焦点。特别是十年前，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政广东后，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令“广东模式”再起风云。时间来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整整走过40个年头，在岁月的淘洗下，“广东模式”的得失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纵观各方的评价，笔者以为，目前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对“广东模式”都存在着一些源起于历史、固化于现实的误解。当“广东模式”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径选择时，这些误解有可能扭曲人们对其所代表的改革开放的理解。因此，在历史选择的关键阶段，梳理历史，正本清源，正确理解“广东模式”势在必行。 　　时间的误解：一切始于1978，一切不只1978 　　表面看，广东改革开放以及“广东模式”都始于1978年。不过严格来说，1978年只是政府上层对广东人民挑战旧模式作出反应的标志性一年。以1978年为“广东模式”的起点，能更突出顶层设计的作用，而实际上，广东人民对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远早于1978年。 　　从1952年到1980年，官方记载大陆偷渡香港的人数达56.5万。1978年前的宝安县即现在的深圳市，在1952年、1962年和1972年发生了3次“逃港”潮。当时宝安县一个农民每天收入0.7元人民币，而香港则是70元港币左右，两边的收入相差百倍，一边早就用上了各种电器，另一边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现在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本并不存在，几乎都是由后来迁过去的深圳罗芳村人组成的。 　　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听到“逃港”情况汇报时，沉默许久后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78年，习仲勋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正值偷渡最严重的时期。他甫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面对面交流并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随后，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要权”。他提出希望中央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的优势，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权利。并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建立“贸易合作区”，单独管理，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 　　从此，广东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此后，特区设立、市场化改革、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等连续不断地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可以说，离开最初政府与人民的直接互动，就无法理解“广东模式”的出现与发展。 　　用今天的话来说，人民的压力倒逼了改革。类似的一幕不仅在宝安县出现过，也在安徽小岗村出现过，甚至在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出现过。这些草根式改革先行者当时所需承担的风险不言而喻。在《大逃港》一书中，作者陈秉安引用深圳宝安一位农民的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也许是个巧合。当邓小平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时，说道：“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两个“血”字表明，“?V东模式”的开端既出于顶层设计者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也出于草根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后者内心所酝酿的动力，早已超越了1978这个年份而潜藏于历史的更深处。 　　动力的误解：是经济的成功，更是政治的成功 　　经济学上通常把“广东模式”解释为一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化经济模式。这没有错。但这种模式之所以成功，政治方面的动力显然大于经济本身的推力。 　　有学者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得益于三代主政者前后接续地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一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习仲勋和任仲夷。他们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广东争取了较大的地方自主权，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且以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三放”政策为“广东模式”奠定了精神基调。 　　这一评述非常准确。“广东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向广东的放权改革和广东向市、县、乡镇的放权改革。开放的“放”字，正是蕴含着向内“放权”的意思。广东当年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和“放水养鱼”，就是财政自主权的体现。中央的政策取向给了广东人敢想敢干的前提，广东人靠着自己实干走上了经济增长之路。 　　广东采取的实干方式是向中央学习，将发展经济的权力层层下放，从政府放给企业，从官员放给市场。政府向市场的放权尤其真正起到了引领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省政府到各地市到各县区，广东一向以政府放权、少管事，放手让基层和民间求发展而闻名，这种以减少管制为特点的治理